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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最后一天，38岁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他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研究一个很重大的课题：“美国塑料垃圾的全球出口与回收”。
这是一次追根溯源的旅程。继2010年的《垃圾围城》之后，一直在国内与垃圾打交道的王久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从世界各地漂洋过海而来的“洋垃圾”，历时三年拍摄成纪录片《塑料王国》。他说想把片子放给美国人看，让他们看看垃圾给地球另一端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拍摄这部片子的想法起源于2011年他的一次美国之行。当时，王久良去参观加州的一所垃圾回收中心，在那里，他见到了一辆辆载着塑料垃圾的集装箱货车。工作人员说：“看，那是要运往你们中国的。”
这让王久良心生疑惑：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不回收利用这些塑料垃圾而是要卖给中国？
随后的三年间，王久良走访了华北、华南、华东十几个集中回收处理进口废旧塑料的基地，深入到这个产业的每一个环节。
由于成本低廉，进口国外的废旧塑料加工再利用，成了国内原料市场的大趋势。而这样的市场需求背后，是遍布全国各地的一个个家庭式废旧塑料加工作坊。在王久良的镜头中，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工人们坐在堆积如山的垃圾堆里，完全依靠手工将不同种类的塑料分拣出来。说是只有废旧塑料，其实“垃圾里什么都有”，破衣烂衫、臭鱼烂虾……
工厂外，废水直接灌入了附近的河流，侵蚀了庄稼、毒死了鱼虾。村里许多岁数不大的人也得了癌症。
事实上，从2008年开始关注垃圾，王久良的名字就再也没和这两个字分开过。
《垃圾围城》获奖后，引起了多方关注。北京市有关部门专门约见了王久良。一些媒体先后向他发出邀请，给他提供摄影记者的职位，但他一一婉拒了。他担心因为身份和时间的限制，无法“相对自由地表达”。
《垃圾围城》带来的改变让王久良看到了个人行动的价值，这也就有了之后的《塑料王国》。
但这部作品比他想象中的更难拍。要记录人的故事，就需要深入到产业内部。而在这个有着太多灰色地带的隐秘行当里，这样的拍摄就是“曝光”。
“说实话，每天都在害怕，每天都在躲人。”在那些日子里，王久良被地痞流氓围堵过，也被人打过，很多时候，他都要一边拍摄一边四处张望，“差不多跟做贼一样”。为了阻止他的工作，某地政府甚至派人去他的老家，又到北京找了他的亲友，软硬兼施希望他能离开当地，他表面上答应了，但没过多久就又转了回去。
在《塑料王国》中，王久良记录下在堆满各种垃圾、臭气熏天、苍蝇遍布的车间里，一个工人的孩子因为病菌感染而患上了黄水疮；另一个孩子，拿着一只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废弃针管，毫无戒备地塞进嘴里滋水玩。而他们的父母正在一旁处理着那些印有各国文字的“洋垃圾”。
一个女工每天不间断地分拣塑料垃圾，每个月收入七八百块钱。她干了20多年，手指每一个关节都是肿大变形的。“空气，空气不好，水，水不好。什么好？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钱好。”
跟拍久了，王久良说，他同情他们的境遇，理解他们的无奈，却还是没办法认同他们的选择。
“走到下面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污染，而是人心。”他说，污染的河水、刺鼻的气味，时间长了他都习惯了，可那些麻木的、懦弱的、短视的员工，却总是让他无法平静。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5期 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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