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国藩的薪水说起

    历史学者张宏杰的新书《给曾国藩算算账》(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一版)从曾国藩的收支情况入手，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曾国藩，也展现了一幅真实的清代京官经济生活画卷。围绕该书，记者对张宏杰做了专访。

    十三年京官，怎一个“穷”字了得

    记者：您的研究细致梳理了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在研究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张宏杰：一家人从小拼命供他读书，希望他通过考学，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去北京参加会试，需要亲戚们东拼西凑才筹齐路费。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中了进士之后，曾经衣锦还乡，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临走的时候，他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跟他们告别。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比大舅强一点，也好不到哪去，三间茅草房，东倒西歪。二舅送他走时，对他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外甥你将来如果做外官，我一定给你做烧火夫，就是你让我跟着享几天福吧。曾国藩到北京当了五年的官，没有给两个舅舅寄过一文钱。这个二舅最后没有等到享外甥的福，几年后贫病而死。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嚎啕大哭了一场。

    曾国藩在北京做了十三年京官，十三年当中，他的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一个字：穷。

    清代到北京作官，成本高昂，需要准备高额的路费以及到京后租房的费用，所以很多人进京为官前，都要想方设法筹集资本。曾国藩是通过一家一家“拜客”获得“贺礼”的办法来筹资。他在老家湖南省花了近一年时间，奔走了近三千公里，拜了一千二百多家，其中不光有亲戚朋友家，还有大量无亲无故的商铺和官员，一共收到了将近1500两“贺礼金”。这种“筹资”方式，以前还没有人提及。

    还有，曾国藩到四川担任乡试主考时，为了保持翰林体统，带了整整七大箱官服上路，但是因为无力负担过高的购置费用，他戴的蜜蜡朝珠居然是假货。出京前，他要仆人买一个“小戥（děng)子”，用于称量路上地方官员所送银子的重量。

    他在做京官时，成天为钱发愁。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那时曾国藩已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堂堂副部级，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

    记者：曾国藩的官为什么当得这么穷呢？

    张宏杰：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文官，年俸是125两白银。清代一两白银的购买力，我们用大米购买力换算的方法，大概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当时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加上所有津贴换算过来就是25000元钱，每月2080元钱。所以曾国藩没钱的第一个原因是收入低。第二个原因，花费大。道光二十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全部的经济开支加起来为620两白银，也就是说他这一年的财政赤字是495两白银，相当于99000元人民币。做一年官，赔了这么多钱。

    理学修养助曾国藩保持清醒

    记者：当时很多官员都有灰色收入，为什么曾国藩不这样做呢？

    张宏杰：曾国藩是理学家，追求道德修养，那么就不能肆意谋求灰色收入。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

    我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他说：“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就是说白天跟人出去吃饭，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有人送了我一笔别敬，数目很大，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晚上自己做梦，梦见有一个朋友发财，他在梦中就羡慕得不得了。他反省道，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可见我已经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

    还有一条日记也很有意思，在这一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以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回想起来这段时间送礼金都很周到，谁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儿贺礼，度过目前的财政危机。想想自己发誓学做圣人，居然打这么一点儿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于是在日记当中痛骂自己。

    另外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说服力。有一些京官有一个比较大的经济来源，就是给地方官在北京办事，谋取一些灰色收入。很多京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钱财。但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

    记者：曾国藩之所以没有沦为贪官，他的理学修养起了很大作用，而这种理学家的修养功夫是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的。这给我们什么启发？今天官员的道德提升能否从中取之一二？

    张宏杰：是的，中国古代官员和今天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古代官员都是三榜进士出身，浸淫于孔孟经典当中。儒学对他们的人格有着强大的塑造作用。明清两代清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理学信徒。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就以理学名世，他一生直节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他的名言是只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而另一清官海瑞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强调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终身活在天理与世俗的交战之中。

    晚清的曾胡左，都精研理学。胡林翼晚年皈依理学，“立定志向，在‘理’路上做人，不做不休”，有“人生晚节末路，不可一毫失著”之愿。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偶然。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等人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

    所以，官员有没有信仰，对他的人生选择是很重要的。没有其他信仰，那么只能信仰金钱了。

    高薪能否养廉？制度如何反腐？

    记者：书中详细计算了清朝官员的官俸收入，指出官员腐败现象与收入低分不开。以此观照当下，收入低是否是国家公职人员贪腐问题的原因之一？收入低在多大程度上导致贪腐？

    张宏杰：低薪不一定导致贪腐。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是低薪制，即使是最低薪的朝代，也仍然会有个别清廉官员出现。但是，从大数据来看，收入过低，同时又没有朱元璋那样极为强硬的高压铁腕的反腐措施，则很容易引发大面积的贪腐。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两个朝代，这两个朝代后期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登峰造极。这两者之间，并非只是一种巧合。如果合法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大多数官吏的选择必然是贪腐。

    中国历史上，不光有低薪制，还有无薪制时代。官员们都是靠对老百姓吃拿卡要活着。这种低薪制和无薪制，反映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财政制度的自私性与短视性。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之举，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同样是“占小便宜吃大亏”。因为大部分官员会选择谋取灰色收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开足工资还要大。

    记者：近些年主张“高薪养廉”的呼声很高，那么，“高薪”真能“养廉”吗？“高薪”之外，“养廉”还有哪些必要的措施和政策？

    张宏杰：高薪并不一定能养廉。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把薪水提高到让官员们光凭薪水就能过上体面生活就行。

    中国历代为什么大多实行低薪制呢？因为历代政府都想把控一切，导致官吏队伍人数过多，国家财政负担不起。所以高薪，或者说提高薪水养廉的前提，是政府放权，同时削减公务员队伍。这是高薪养廉需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前提条件之二，是有效的监督机制。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新加坡高薪，但是不知道，新加坡与此配合的，还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防治腐败。事实上，世界上清廉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新闻媒体等对官员的监督是非常严厉的。有无死角的监督，高薪养廉才会起作用。要不然，高薪只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一些清廉指数较高的国家，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信息透明。自1995年起，瑞典在“清廉指数”“最适宜人类居住国家”“环保成效”等国际排行中，一直名列前茅。原因是从1776年，也就是中国乾隆四十一年（那一年和珅被乾隆任命为户部侍郎，开始步入政治高层）起，瑞典就开放了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从那一年开始，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196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先后制订了财产申报法规，实行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对于限制灰色收入，遏制公权腐败有良好的作用。

    （《中华读书报》1.28 马燕 郭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