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抱走超生儿 违法“旧账”如何还

    1983年，四川简阳女子邹玉花诞下第二胎男婴，乡计生办主任称，按政策超生要么交罚款要么抱走孩子。之后丈夫被带走结扎，家里地被收走，并交1100元罚款。3天后，当地50多名公务人员从她怀里抢走男婴，退还1000元罚款。经过31年苦苦寻找，因儿子袁鹰一张寻亲传单，父母终于与其重逢。

    据了解，在当年简阳严控超生的背景下，被抱走的婴儿事例至少有数十起，目前媒体已寻访到了12个家庭，因为当时送养资料的遗失，他们找回骨肉的希望十分渺茫。

    强行将子女带离父母，弄得下落不明、骨肉离散，就算初衷合理，手段也太过激。就影响看，它跟拐卖儿童庶几相似。按刑法规定，采用蒙骗等手段使不满14周岁的儿童脱离父母监护，本身就是涉嫌“拐骗儿童罪”或“拐卖儿童罪”。只不过，从这起事件看，当年的涉事基层政府或涉嫌集体违法。即便不足以构成犯罪，也是严重的行政违法。正源于此，舆论才会追问：谁该为之担责？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应该说，从执法违规到送养资料保管不当的“失责链”，都该有人为之负责。但因时隔太久，再考虑到当年的执法语境等，在30余年后要对当年的官员个体一一追责，恐怕很难。可即便如此，当地政府也该有所作为：虑及当时抱走超生儿的多发，要拿出一揽子解决方案，甚至四川省方面应有地方立法动议，包括政府重建相关档案、搭建寻亲平台、将相关信息录入公安部的打拐DNA数据库，让那些受害者骨肉团圆，及时消弭当初政府行政违法的遗痛。这已是底线要求。

    再者，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相关部门还应考虑对涉事家庭予以一定补偿。之于受影响家庭来说，可以按《国家赔偿法》起诉地方政府违法，要求政府履行告知孩子去向、找回孩子的义务，要求获得精神赔偿。

    尽管是行政违法的“旧账”，可是有错就得纠正。

    （《新京报》1.29 袁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