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无名设计师

    去年12月的一天，陶宗震刚刚从海军总医院回到家里。他看起来比一个多月前更为消瘦，精神和体力也明显不支。但86岁的他仍保持着清晰的思维和强烈的表达欲望。

    作为1949年后中国最早一批建筑师中的一员，陶宗震深度涉入了一个国家的战后规划与重建。

    师从梁思成

    陶宗震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梁思成。1952年初毕业前夕，逢清华、北大、燕大三校调整。陶宗震负责北大新校园教学楼的规划和第一期工程的设计施工。

    这是陶宗震第一次参与大型工程。通过技术改良，他成功地将建筑造价从每平方米100元降到80元。“为整个项目节省了24.3万元，当时捐献一架米格-15战斗机为15万元。”回想起此事，陶宗震颇为得意。

    当陶宗震沉浸在“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社会”构想时，他的父亲陶祖椿却无法共襄盛举。因有很多海外关系需要向政府澄清，1950年9月陶祖椿被带走审查，直到1953年才回家。

    好在这些并未影响陶宗震在工作上“追求进步”。在出身总为他招致非议的年代，事业上立功，无疑有助于他保护家人和修复身份“缺陷”。

    设计人民大会堂

    陶宗震一生参与设计的最重要作品无疑是人民大会堂。

    陶宗震说，他加入之前已有过7轮评选，方案却依然悬而未决。无奈之下，周总理要求打破一切限制和要求，动员年轻人参与竞稿。当时已调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的陶宗震决定一试。

    依他的理解，人民大会堂即“人民的殿堂”，它的政治特性及新时代地标的诉求，都要求它给人以“宏伟庄严、明朗开阔而平易近人的气势和风貌”。由此，他选择希腊柱廊式结构。陶宗震用一个通宵画出了透视图，“没想到就此被选用”。

    回顾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过程，陶宗震说其间不乏盲目迎合领导意图者。他以周恩来对人民大会堂的两次建议为例，试图说明“政治标准包括领导意图，但绝对不等于领导意图”。

    一次是周恩来希望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的设计呈马蹄状的卵形，这是他从外国剧院获得的经验，不少建筑师把它当成命题作文，但陶宗震没有采纳。“周总理在国外看到的多是小型剧院，万人礼堂也这么设计的话，视距就会超过60米的极限，很难看清前面的舞台。最后我选择了扇形。”他解释。

    另一次是周恩来以在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迎宾时遭遇尴尬的亲身经历，提出宴会厅入口要有迎宾厅并设衣帽间。陶宗震认为有道理，设计图纸时就考虑了进去。

    人民大会堂虽然最后主要采用了陶宗震的设计方案，但方案自他上交后，某种程度上已不再属于他——先是变成陶宗震所在单位的作品，之后变成了一个更大集体的作品。人民大会堂完工后获国家先进集体奖，陶宗震说本来要发奖金，但因参与者太多，发不过来，后来索性连纪念章也没发。更令他难受的是，中选方案后来又被演绎成他当时在规划局的两位领导的作品。

    最后的心愿

    “文革”开始后，陶宗震被抄家、批斗，母亲服敌敌畏自杀。直到“文革”后期，他才逐渐恢复工作。1972年，北京饭店东楼向全国征选设计稿，陶宗震的20层方案最终入选。不过具体施工并没有让他主持——“反革命怎么能一步登天”，而是派他去主持亦是采用了他的设计方案的崇文门菜市场工程。

    由于没有从头到尾掌控工程，陶宗震对最后的结果很不满意。建成后的东楼被发现站在楼顶可看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宅，先是被削减了两层，后来又在故宫西华门内建了两栋影壁楼，以阻挡视线。陶宗震认为影壁楼的修建是败笔，现在看来显得笨拙而无效，“对故宫也是一种破坏”。

    自上世纪90年代自家房子被拆迁，四处租房成了陶宗震的生活常态。每次搬家，陶宗震最大的家当就是书。埋头故纸堆、整理资料、梳理往事以及进出医院，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

    每说一会儿话都要调整一下姿势的陶宗震说，他眼下最想做的一件事，是撰写1949年后的中国建筑大事记。但因身体欠佳，无法四处走访调查，所以只能拣他亲历的去写。

    2015年1月7日晚，因肾病引发的急性心衰，陶宗震抱憾离开了人世。他做好了各种准备，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没有了时间。

    （《博客天下》2015年第3期 卜昌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