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邦”还是“礼义之邦”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礼义之邦”的出现，要远远早于“礼仪之邦”。

    唐朝房玄龄等监修的《晋书》记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即前秦苻坚建元十九年，苻坚在长安建章宫为率兵出征西域的吕光送行时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据此，“礼义之邦”作为一个概念，早在公元383年即已出现；即使保守一点地说，至迟也应在《晋书》成书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明朝人徐学聚编撰的《国朝典汇·朝贡》（问世于明天启五年，流行的为清初补刻本）中记载：“隆庆元年初，上用鸿胪卿李际春言，四夷贡使俱不得至御前引见。至是，给事中张国彦等奏：‘朝鲜属国，乃冠带礼仪之邦，与诸夷不同，仍复旧班，以示优礼。’从之。”也就是说，直到1625年“礼仪之邦”始见诸文献，前面加有“冠带”二字。迟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礼仪之邦”才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被使用。

    直到民国年间，明确以“礼仪之邦”指称“中国”才逐渐流行起来。如一位署名现世宝的人，于1938年发表了一篇题名为《中国弄堂里发见（现）礼仪之邦》（《现世报》第6期）的文章。

    何以到了20世纪“礼仪之邦”成为中国的指称词，并广为流行，相沿至今，使用频率远远超过“礼义之邦”？这可能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衰落、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清王朝的崩溃、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等因素有关；或者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并未注意“仪”“义”二字的区别，以至于口耳相传、混而不察吧。

    “礼义”与“礼仪”亦非非此即彼的对立物，其关键乃在于如何因时因势把握其间的度。“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

    （《光明日报》1.21 林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