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一旦用于“贿”，便是恶

    所谓“雅贿”，既可指用“高雅”的物品行贿，也可指以“优雅”的姿态受贿。在这种姿态下，腐败不再采取喝茅台、抽中华的土豪方式，而是表现为藏古董、玩字画的高大上形态。然而，笔者认为，“雅贿”看似新颖，实则毫无创意。财富本身并无善恶，用之腐化公权力，即为“贿”。财富一旦用于“贿”，便是恶。恶即是恶，不可能存在高雅或优雅的恶。

    不过，恰是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达，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力在面对财富时至今仍不够从容。一旦不够从容，便容易躲避或慌乱。过去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权力似乎总在躲避财富，甚至仇视、惧怕财富。这是权力面对财富的极端立场之一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逐渐繁荣。权力在面对巨量财富的冲击时，又滑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慌乱。慌乱并非意味着权力的弱小，而是指一种立场不够坚定的态度。由于没有坚定的立场，权力丧失自身的逻辑，反被资本的逻辑俘虏。这种俘虏既可能表现为权力完全沦为资本的工具，也可能表现为权力与资本深度结合。无论是哪种情形，皆为今日所言的腐败。

    就此而言，土豪式的腐败也好，“雅贿”式的腐败也罢，虽然在具体形式上有别，但体现出的权力面对财富时的立场则相同。很多人认为，“雅贿”作为一种新的腐败形式，因为有制度本身的漏洞。笔者认为，既然优雅的恶也是恶，那么“雅贿”其实与其他腐败行为也一样，其遭遇的制度问题和人性问题也是一样的。

    未来的中国必将是财富丰盈的国度，恰是因此，权力在面对财富时才更需要从容的态度。未来的中国需要的是不卑不亢的权力，它不回避财富，也不被财富所虏，而应能够调控和引导财富，使财富这种中性物用之有道。

    （《法制晚报》1.21 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