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传染

    托马斯·曼说：“人不只是作为个体经历他自己的生活，而且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着他的时代及同时代人的生活。”这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结论和逻辑起点之一，它还叫做“社会性传染”。

    中国人比起美国人来说更容易互相传染。美国人更多地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而中国人则更多地认为自己是群体的一员，我们的性格、习惯、世界观等，都在被群体改造。我们接触的所有人，都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科学家邓巴在整理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文献后，发现人类的社会团体大小——从狩猎采集社会到现代军事部队再到商业公司，都是在150个人以内。这150个人，在决定我们到底是谁。

    根据联系的紧密程度，我们将这个群体分为依次渐远的气层：家人和家族、部落以及社区。

    家人和家族是没法选择的，所以决定一个人到底被染成什么颜色，主要取决于部落。圈子会影响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下意识地选择圈子。决定圈子的，不是人们的性格。潘石屹说自己朋友群里的人都很棒，都有许多故事和丰富的感情，但是性格各异。如果不是性格那会是什么呢？

    经历会决定人们的气场合不合。俞敏洪的父亲是江阴的农民，所以他和农民交往，就更加容易一些。有些领导干部和大学校长是农村人，他说“我跟他们打交道明显地感觉到比跟城市出身的打交道要容易得多。那个感觉就是一见面大家都很土，大家都是从土地方出来的，亲近感就会增加一点儿。”

    没有共同的经历，也不排除人们气场相合。1999年，马云在互联网最惨淡、每天都有大网络公司倒闭时，遇到了孙正义。孙正义是什么人呢？韩裔日本人，名校毕业，早年发迹。这和马云的经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说了几句话，后来在厕所里碰到，聊了六分钟，就融到了资。“我们对视了一小会儿，不约而同地呵呵笑了起来，四只手也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不用说话，彼此心里都知道，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早就注定了的。”

    看来，性格、经历都不是气场相合的根本要素。那么它会是什么呢？我们向潘石屹先生取经。“作为朋友，我很难完全地概括他们”，只能“给他们来一次素描，从一些侧面来粗线条地了解下他们的可爱和可敬之处”。

    这里所谓“粗线条的素描”，也就是行为模式。行为在群体中传播，同质的人便会闻风而来，互相靠近；异质的人则互相排斥，彼此远离。而思维模式派生行为模式，所以两个人思维模式重合的多少，决定两个人的生活是否有重叠。

    （《马云、俞敏洪、潘石屹，他们跟你想的不一样》湖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