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剩下的都是有用的东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安忆谈话录》一书，是以作为“海派文学代表”、作品堪称当代文学典范的女作家王安忆和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的一次智慧的对话、思想的交锋为内容的著作。

    论民俗

    张新颖：过去，中国农村有着抚慰农民精神的东西，就是传统的民俗啊，风俗啊，节日啊，社戏啊，这一类的东西。它既是娱神的，也是娱己的。

    比如社戏，每年有，它一定是要唱的。第一天上午唱的社戏，一定是歌颂神、酬谢神的，就是那种很严肃的。然后到了下午才出现很热闹的，人间世俗的戏。

    看热闹的戏的时候，一边上面戏台上在演，一边下面是很热闹的，吃喝或者聊天。完全不像城市在一个空间里看戏，你把精力集中在舞台上。这个环节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你想，农民的生活多单调啊，但这是一个交流，对他们是有精神作用的，酬神，他自己也高兴。他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平常很节省的，这个时候口袋里会装一点零钱，买零食吃。然后周围几个村子的人大家说说闲话，也是一个社交。每年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发泄，或者就是精神上得到舒缓。还有这种很严格的风俗节气，几月几号做什么吃什么，应该怎么怎么的。季节轮换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和农民的作息、他的生理周期是有呼应的，现在完了，乱掉了。

    王安忆：还有一个很坏的东西，就是大棚蔬菜和暖房。它把季节都打乱了。以前什么季节出什么水果或什么蔬菜，都有定规，其实就是仪式感，现在天天都有得吃，也就没有仪式感了。

    张新颖：沈从文写到这样一个细节，现在人会把它看成迷信，但这对当地人生活是很重要的，他们一直是这样的。湘西产橘子的地方，每年做母亲的要找两个小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在树底下一问一答地说：甜了吗？甜了。有了这以后，她就相信第二年的橘子是会很甜的。其实她也知道不一定是因为有这么一问一答就甜了，但每年是一定要说的。这就是艺术啊，这是跟他的精神生活连在一块儿的。

    二十世纪以后，特别是科学观念的普及，都把这当成迷信来看待了。按照鲁迅的说法，迷信和淳朴的乡民的精神生活是连在一块儿的，然后这种迷信的东西被扫除了之后，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他生活的完整性就破坏了，农村就变成只有简单的劳动了。劳动之余，干什么呢？不识字的人，他也有他的精神生活，但是这些东西被扫除之后，他的精神生活就没有了，他没有精神生活的渠道了。所以你现在看农村，真是破败得不得了。

    王安忆：这就是艺术，我觉得艺术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现在我们什么东西都要有用。像葬礼，我参加农村的葬礼，真觉得是艺术。盖棺的时候不是要敲钉吗？小孩子就要喊，奶奶，躲钉！这就是艺术呀。因为它是没有用的，我们现在把没有用的东西都取消掉了。现在这个世界剩下来的都是有用的东西。所以这个时代发展下去对艺术是蛮损害的。

    说传统

    张新颖：谈到传统与反叛的问题，我们不能以为自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父母，没有前人，如果前面有人就把他反掉。没有对传统的体会和敬意的话，连自己是谁也搞不清楚。

    王安忆：我记得是三年前了，德国波恩大学的汉学家顾彬，在华师大做访问学者。他感到最奇怪的问题就是：你们怎么就可以这样子轻而易举说不要鲁迅，不要巴金，什么都不要？如果在德国，我说我不要，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那是一件带有危险性的事情。你们现在可以那么随便地就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应该打倒，那个应该取消，如果在德国我哪怕只是说出一点点意思，我都要有足够的准备，非常慎重的。

    张新颖：所以我们就是一点点东西都积不下来，因为前面的你都不要。也不是现在，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就有人开始不要鲁迅了，就一代一代地不要，不是从我们开始不要鲁迅巴金的，其实这倒已经是一个顽固的传统了。

    王安忆：早就已经有人揭竿而起，然后就越来越速，三十年代的人不要二十年代的人，四十年代不要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要四十年代，六十年代……

    张新颖：现在就是速度比原来加快了一点。

    王安忆：加快了，真的是很快啦，转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