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的“史”与“文”说起

    元末明初罗贯中所写的史传文学《三国演义》，经常被当作三国信史，故清代史家章学诚称《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往往为之惑乱”。章学诚讲的观者“惑乱”，就是信史与史传文学两者间的矛盾性给读者带来的困惑。今日大量呈现的历史题材影视剧，也给人们提出同类问题，值得关注。

    一般认为《三国演义》“七实三虚”，而我认为尚未达到“七实”，凡精彩情节多属虚构。《三国演义》中关羽的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壮举，或为移花接木，或为纯属创编。诸葛亮事迹，隆中对有史据，而其军事成就多转借他人，如草船借箭乃孙坚、孙权父子所为。总之，对于《三国演义》，我们只能以文学作品欣赏之，从中获得某种历史感和充分的美学享受，切勿以信史待之。

    当下，史传文学尤其是大量历史题材影视剧广为播放，关于历史人物的史剧扑面而来（种种“戏说”“传奇”尚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及历史常识的功能，但对这一功能不可期望过高。优秀的史传文学应当揭示历史的本质真实，但既然是文学，必然有虚构，所述人和事不一定都是历史实际甚至多半不是。完整而科学地讲述历史是信史的使命，不能以之苛求史传文学。同此，虽然若干信史写得富于文学性，《史记》便有“无韵之离骚”的美誉，但不能要求信史纵飞想象空间，充分满足人们的文学赏析需求。

    总之，“文”与“史”固然不可分家，但又不能混淆。文史各有职能，文学求美，史学求真，即使达成真美统一的上乘之作，文学与史学的主要功能也不能相互取代。一旦以“文”代“史”，便会导致章学诚所言的观者“惑乱”。不能因这种“惑乱”去责备史传文学，应该对“惑乱”负责的是人们混淆了“文”与“史”。作为观者的我们，要想不受“惑乱”，就要学会把握信史与史传文学的联系性与差异性，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

    （《人民日报》1.19 冯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