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内疚

    两位文学大师的内疚，是一种高贵的内疚。

    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因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讽刺了斯大林而被捕，被捕后的第二天，他和一群囚犯被押送着步行去某处营地。这些囚犯中，有6名俄国士兵，还有1名德国平民。

    索尔仁尼琴被捕前的身份是俄国军官，随身带着一个箱子，押解队队长让他自己扛着箱子走，但他想：“我是一名军官，在这群囚犯中地位是最高的，怎么能自己扛着箱子？”于是，他便对押解队队长说：“我是军官，让德国人替我扛箱子吧！”队长命令那个德国人扛起了箱子。但走了一段路程之后，那个德国人显然是累了，向押解人员示意自己已经拿不动了，那6个士兵便主动上前接过箱子，轮流扛着……

    多年以后，当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经历了地狱般的生活之后，再回忆这件往事时，他产生了深深的内疚感，此时的他认识到：“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我怎么能要求那个德国公民替我扛箱子，而我自己却心安理得呢？”在以后的岁月中，那种内疚的情绪，几乎伴随了索尔仁尼琴整个后半生。 

    《现代人》杂志因常刊发批评政府的文章而屡受查处。有一回，沙皇遇刺幸免于难，媒体纷纷发表祝贺的文章向沙皇示好，主编涅克拉索夫也违心地写了一首诗表达祝贺。但这件事，让他一直深感内疚，他为此写信给托尔斯泰说：“我在极力排遣恶劣的思绪，时而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好人，时而觉得自己是个大坏人……在后一种心境下，我感到痛苦而又痛苦，既无力站起来，也无力完全倒下时，比什么都难受……”

    学者林贤治评论说：“一首诗，比起《现代人》众多反叛倾向的作品，可谓微不足道；但是诗人对异质的东西特别敏感，哪怕半点的虚伪和污垢，都会使心灵深受创伤。”

    内疚原是一种极为平常的心理活动，可是，物化社会的人们，心灵已经逐渐石头化、灵魂日渐麻木，许多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耻感，对自己的某些行为不再产生内疚的感觉。

    （《羊城晚报》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