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蛙：卡斯特罗赠送的特殊国礼

    1962年，古巴总理卡斯特罗赠送给我国一批大型食用牛蛙，各大报纸均在重要版面刊登了这一消息。小牛蛙为何会引起如此重视？如今国人日常所食的牛蛙是否与此有关？  

    使馆午宴

    1961年9月3日，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迎来了古巴革命运动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等外国贵宾。

    这一天的使馆午宴，双方的话题围绕“吃”而开始。说起中古各有特色的食材，中国驻古大使申健谈起了当地养殖的牛蛙。当时，古巴牛蛙制品年出口额达到50万美元，成为继蔗糖、雪茄后的另一项经济支柱产业。申大使于是向古巴领导人提出一个请求，表示“中国很希望买一些牛蛙到中国试养”。对此，卡斯特罗当即表态“可以送一些给中国”。

    1962年4月26日，我国“牛蛙小组”飞赴古巴考察牛蛙养殖技术及接收牛蛙回国。6月10日，200对共400只牛蛙抵达北京首都机场。400只牛蛙依照50%、30%、20%的比例，送上飞往广州、南京、上海的航班。

    政治礼遇

    6月29日，“卡斯特罗赠送古巴牛蛙给中国”的新闻稿通过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并刊登在第二天的各大报纸上。

    与此同时，牛蛙作为国礼，被各接收省份当作一项重大而光荣的政治使命进行重点繁育和推广。自1962年至1964年，牛蛙从原来的新名词，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常见词。不少人都翘首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尝尝这传说中“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蛙肉。但当年有机会一尝其味的中国人凤毛麟角。

    1964年10月中旬，曾任职于中国文化部的黎之老人赴钓鱼台国宾馆十号楼，参与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有一次，吃中饭时，陈毅告诉大家，明天他请大家吃牛蛙。闻此消息，在场者皆充满期待。“第二天中饭时，我同桌的几个从未吃过牛蛙的人，一见到肉类就猜：这大概是牛蛙。饭后，陈老总宣布，今天没有牛蛙，我打招呼晚了，来不及准备。举座大笑。”不难看出，当年哪怕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做东，想要招待客人吃牛蛙，也非易事。

    舌尖美味

    牛蛙落户中国后，但凡当时有古巴代表团访问中国，除了安排参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农业及旅游景点外，还有当地的牛蛙养殖基地。

    然而，到了1965年，一团阴云笼罩在中古之间：中苏关系宣告破裂，北京与哈瓦那的关系起了变化。与此同时，国内的“四清”“文革”等运动声势浩大。随着大批科研人员投入“运动”，原本熙攘的水产院所、养殖场的研究室人去屋空。这些曾带给人们光荣与使命的牛蛙，被一池一池地放归于公园的河塘中，从此不知去向。

    1980年代，湖南省汉寿县传来消息，有农民在洞庭湖边的小湖里听到了“牛叫的蛙声”。闻此消息，上海水产学院的苏锦祥教授喜从中来：“湖南本没有牛蛙，唯一引进的便是从古巴带回的那一批，虽然‘文革’中被放流野外，但很可能生存繁衍了下来。”通过分析，洞庭湖边的牛蛙就是古巴牛蛙的后代。此后，通过当地水产科研人员的不断实验，牛蛙养殖技术得以攻克，从湖南汉寿当地销出的古巴牛蛙苗种很快又遍及国内近20个省市。老一辈外交家、水产科学家们的夙愿——“牛蛙被端上餐桌，成为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能品尝到的‘舌尖美味’”得以实现。

    （《档案春秋》2014年第12期 周晓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