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份子钱被出租车企业用来承担40个项目的成本，变相帮助企业分担各种经营风险和管理成本，有部分还被“腾转挪移”用于企业养人以及支付离谱的办公费、招待费等。
“每天一睁眼就欠公司好几百元，工作十几个小时，其中六七个小时是为公司拼命。”北京的哥李师傅说。近期，国内多地出现出租车停运事件，不满份子钱过高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企业违规连年上调份子钱
份子钱是出租车司机向企业上交的承包金的俗称，最早出现于20年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等国内大城市先后开始对出租车实行总量控制，并将出租车辆产权转移到出租车企业手中，司机需要向企业承包经营，而企业则受到政府特许经营的准入限制。
虽然多地政府规定出租车公司不许随意上调份子钱，但记者发现，很多出租车企业连年上调份子钱，如杭州10年来出租车份子钱就上涨了70％左右。
除了公然逐年涨价，一些出租车公司还私下暗涨。上海四大出租车公司晒出账单称，以一辆双班车计算，每月固定收入份子钱8200元。而多位出租车司机向记者反映，按照公司对外公布的规定，双班车司机每个月要交的份子钱是4110元/月/人，但是公司每个月实际收钱超过5300元。
一位出租车司机表示，有些收费既不公开也没有票据，就是一笔“糊涂账”。上海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表示，按照公司的规矩，都是先交份子钱再开工，不交份子钱就不能开工。至于收费是否合理，是否开具发票都统统顾不上了。
份子钱承担40项经营成本
目前，国内出租车企业向司机收取的份子钱分为两种：一种份子钱内包含日后还会返还给司机的基本工资、相关社会保障；另一种份子钱则不包括上述部分费用，只涉及车辆使用费用和企业管理费用。
但无论如何收取，份子钱总体来说都是出租车企业在计算好成本，并加入利润空间后核算出的纯收入。因此，收取“份子钱”成为企业排除风险、确保赚钱的“超稳定”经营模式。
记者从北京市一份对份子钱“去向”的调查统计中看到，2013年被调查的出租车司机中，平均每人每月交给出租车公司6200元份子钱，其中有5279元用于承担出租车企业的运营成本。
这5279元主要用在司机人工成本、车辆相关费用、场地租赁费、企业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几大块共计约40项具体的经营成本上。
其中司机“人工成本”为1900元/车/月，包括直接人工工资796元，以及根据工资总额按规定比例计提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五险一金”、补充保险、劳保用品、工装费，以及国有企业为老职工报销的供暖费等等。而这部分成本，在一些中小出租车公司中，经常不被支付和返还，转而成为公司增加的利润。
此外，“车辆相关费用”为2078元/车/月，其中含出租车折旧费、燃油补贴，以及车辆保险、年检、验车、计价器检验、GPS通信的相关费用。
按照有关部门公示的数字，除去成本和税费，北京出租车企业每车每月的利润率在9％左右。按照当时收入算，每车每月企业可获利537元。不过，这仅仅是出租车企业公开承认获得的利润。
同为公益事业性质的服务行业，出租车公司近些年来的年均利润率稳定在10％左右，超过了平均利润率为5％以下的航空公司。而上海某大型出租车公司母公司的高管，年薪更是高达几十万元甚至超过百万元。
不过，在利润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出租车企业对政府财政税收的贡献却很有限。记者发现，在北京，每车每月需缴纳税费355元，占单车月收入的比例约为3％；在上海，每车每月缴纳税费占单车月收入的比例约为2％。
份子钱被“挪移”成隐形利益
不少司机反映，企业在车辆修理、设备更换、人员开支等环节，利用各种手段变相多收份子钱获取隐形利益。
上海三名驾龄在20年左右的出租车司机说，除了明码标价的份子钱，每月每人还必须要缴纳所谓500元修车费。
此外，购买低价劣质配件给司机，也是部分企业在份子钱中获利的手段之一。多位出租车司机反映：“公司给我们用劣质刹车片，正常的刹车片能用2万公里，但他们给我们的刹车片跑了1万公里就坏了。有位司机最多一个星期换了三次电瓶，而正常电瓶能用半年。”
武汉一位出租车驾驶员鲁师傅说，他上交的份子钱中还有一项是每月200元的天然气改装费。市场上一辆出租车“油改气”价格仅4000元左右，按照份子钱的收取标准，一辆车使用五年强制报废，仅天然气改装就得收费1.2万元，为市场价格的3倍。
巨大的管理人员开支，也是份子钱中的重要成本构成。一位业内人士称，在北京、上海等地的不少出租车公司，坐办公室的管理人员和出租车司机的比例竟然为一比一；其中有一家上万辆出租车的企业，各级管理人员竟有2000余人。
也有出租车企业的管理费中出现高额办公费、差旅费等支出项目。武汉市一家管理人员不到10人的小型出租车企业，2013年仅办公费一项就超过45万元。
北京律师邱宝昌认为，政府不能无视既得利益的垄断，打破出租车特许经营的垄断模式，才是解决份子钱矛盾的根本出路。
（《光明日报》1.15 杨毅沉 李劲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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