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案“配角”18年

《文摘报》（ 2015年01月08日 08 版）

18年，他是呼格案中人们常常提起的人物，人们对他往往从最初的好奇、质疑、猜测、同情到最后的悄无声息。这位呼格案的唯一见证者始终是配角。

可以知道的是，那一刻闫峰是与呼格吉勒图一起，看到了那骇人的一幕。

两人吓得调头就跑。发现尸体时，呼格吉勒图在闫峰身后；跑的时候，闫峰已跑在呼格吉勒图的身前。

1996年4月9日夜晚的这一幕，就此改变了两位19岁青年的一生。

1996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行刑枪决。子弹不仅打死了呼格吉勒图，也击碎了闫峰从此之后的人生。

18年，他是呼格案中人们常常提起的人物，人们对他往往从最初的好奇、质疑、猜测、同情，到最后悄无声息。这位呼格案的唯一见证者，始终是配角，少有人关心。

18年后，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的呼格吉勒图平反，已37岁的配角闫峰，仍然继续生活着。

“那种纠结，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说话很少超过两句。两人对话时，好像沉默才让他感觉自在些。

但这18年，由不得他沉默。

向别人讲述呼格吉勒图，讲述两人的友情，解释那一晚发生的事，解释自己的言行，成了这些年他做的最多的事。

一直到今天，如果有人想向他了解呼格案的情况，他也会随叫随到，一遍遍地说起。

“想帮他，可我没那个能耐，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做的。”闫峰头也没抬，“呼格说，说清楚了就没事了”。

可是他却发现，从那件事发生后的第一天起，把事说清楚，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奢望。

案发后第11天，4月20日，《呼和浩特晚报》刊登的一篇《四·九女尸案侦破记》，成为呼格案轰动的开始。文章详细讲述了事情的始末，并将呼格称为真正凶手。

两人工作的卷烟厂炸锅了，还在正常上班的闫峰，看了报纸，才明白为什么呼格吉勒图从那天后再没有回来。

他也很快发现稿子中的问题。文章写道，呼格交代4月9日上班后便溜出了厂门，“但那一晚之前我们是在一起吃饭喝酒，谁会一直守在厕所里？”文章还提到，“冯副局长、刘旭队长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但我和呼格吉勒图一进警察局就一直被分开，他们怎么可能同时扫到我们两个人？”闫峰一遍遍将这些话重复着，说给周围的人听，除了厂里的几个朋友，其余没人相信。

即使没罪，闫峰也被一些人捎带认为，是个像呼格吉勒图一样喜欢“瞄女厕所”的流氓。

闫峰的解释更加苍白。他说得清文章中的不对，却说不清为什么呼格会招认，那些指甲里的皮屑、血迹怎么会和尸体上的伤痕相符。

原本不善言辞的闫峰，只有一遍遍地看那篇文章，强迫扭转记忆，说服自己，呼格是凶手。

“我不相信，却要自己相信。我知道有问题，但强迫自己认为那才是对的。这种纠结，你知道吗？”闫峰终于抬起了头，两眼第一次聚焦在采访者脸上，双手抓紧了沙发的扶手。

工作还在继续，但生活已经不一样了，坚持了不到20天后，闫峰从卷烟厂辞职。

他的另外18年，开始了。

最大的理想，就是转正

辞职后，闫峰在一家浴室，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两班倒，一个班12个小时，从晚上7时到早晨7时，端茶送水、打扫卫生，每个月100多元。

他终于摆脱了周围人的猜忌，除了家人、朋友，没有人再和他说起呼格吉勒图。

在家，半聋半哑的父母着急，可是没法帮。闫峰的各种郁闷，没有人能说。

1996年呼格吉勒图被枪毙的情形，闫峰在浴室的电视机里看到了转播，心里难受得要命。

下了班，他只有去喝酒，高度的白酒，下肚热辣辣的，一直到喝醉。回到家，闫峰坐在床上哭，哭累了才能睡着。

可那段时间，他睡觉总是梦到呼格吉勒图，站在他面前，看不清面容，但闫峰知道就是他。呼格没说话，闫峰一直看着他，看着看着就醒了，枕巾已湿透。

那是他记忆中的呼格吉勒图。所以，当警察第一次问起呼格吉勒图的人品时，他说，我们是朋友，呼格吉勒图是好人。

两位19岁的青年，同一天进的卷烟厂，永远同一个班，甚至连生日都是同年同月，闫峰比呼格大几天，呼格比闫峰高一点。

卷烟厂的工作，曾是这两位初中毕业的青年最值得炫耀的本钱。当初的同学一问起，会满是羡慕。闫峰和呼格吉勒图是厂里第一次招收的临时工，几乎肯定会转正，每周做五休二，后来是做四休三，每月能赚200多元，月底还会发两条香烟。两个年龄相仿的青年很快熟悉起来，几乎天天玩在一起。工作后去吃饭，一瓶酒一人半斤；休息时去游泳，内蒙农大、内蒙古大学的露天泳池，总能见到他们，呼格技术比闫峰好，总是游得飞快；或者去打台球，看录像。

这两个年轻人，最大的理想就是转正，“正式工每个月能赚300多元……”

那份人生最理想的工作和生活消逝了，从那以后，闫峰再没有憧憬。

“那时候，我没文化，没技术，工作哪里好找？”在浴室工作了一年半，熬不住长夜班的闫峰，辞职了。

这18年，他没有开心过

18年了，闫峰从没有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坟墓，无论是刑场、殡仪馆，还是葬礼，他都没有出现。

1996年4月9日的事发生后，第二天从警察局出来，闫峰就去了呼格家，告诉他们情况，之后他只主动去过呼格家两次。

第一次是2005年，当他被公安局传唤，后来听说有个赵志红的人被抓，供认是呼格案真凶时。隐忍9年的闫峰，第一次开始坚信自己当年的感觉，呼格不是凶手。那一晚，他喝得酩酊大醉，路过呼格家时想去坐坐，可第二天已忘了自己做过什么。

第二次是在今年得知呼格案终将再审后，闫峰想和呼格家人一起，“庆祝”一下。

一直有人质疑，他为什么去得这么少，甚至不去祭奠自己的好友。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实在找不到面对那段日子的勇气。这18年，他一直陷入在想忘，却忘不掉，想走出来，却又走不出的痛苦泥淖。

2014年12月15日，当呼格终被宣布无罪，在网上看到新闻的闫峰，还是高兴不起来，“过了这么久，家人吃了这么多苦，真委屈、冤枉。”他给呼格家打了个电话，呼格的弟弟接了，闫峰也不知该说什么，只说了句，“好好照顾父母，有什么事联系我。”挂了。那一晚，闫峰又出去喝酒了，和几位儿时伙伴坐在一起，酩酊大醉。

“一晚就全过了”

现在，闫峰在一个小区的物业做维修工，有事时会电话叫他，通通下水道、换个灯泡。因为没有证书，每个月只有2000多元，感觉安稳了许多，“凑合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