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已经走出电梯的卡特回过头和倪世雄握手，表示：“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邓小平先生功不可没。”
当地时间凌晨3点，美国白宫铃声大作，总统卡特被电话叫醒。
电话自中国打来。总统先生所派的科技顾问弗兰克·普莱斯博士报告：邓小平先生希望派遣一批学者访美，问能否从5000人增加到5万人。博士心知在任促成中美建交的卡特总统一定极关切中方一举一动，但5万人数之巨，不敢擅自决定，只能电话请示。
拿起电话，卡特总统一听，立即明确答复：“请你转告邓先生，别说5万人，就是10万人，我们也欢迎。”
“1979年中美建交后，风起云涌一大批的赴美学习浪潮，就是这样开始的。”倪世雄说。
当时正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书的他，命运也因此改变。
“卡特总统今年中美建交35周年来访华，5年前也来过，两次都一再回忆这件事。他在人民大会堂演讲后，正好一起坐电梯，我说：今天您会上讲得很精彩，尤其是当年发生的事，我就是那时第一批去的。下了电梯，原本先走出电梯的卡特，又回过头和倪世雄握手，说：“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邓小平先生功不可没。”
卡西雅的座右铭击中了我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后，最先开始的就是学术交流。
两国交往大门一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便邀请了10位中国科学家去他实验室访问。一批理工科学者赴美是在1980年初，文科是在暑假，我就是当年7月国内第一批赴美文科学者中的一员。
我在哈佛开始跟随斯坦利·霍夫曼、约瑟夫·奈、亨廷顿、卡尔·多伊奇等著名学者学习，虚心求教，与许多大师建立学术联系，如饥似渴地学习，逐渐真正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一天，我去电影院看了当年奥斯卡获奖电影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片中女主人公卡西雅的座右铭“生命从40岁开始”顿时击中了我。那一年，我正好40岁。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那么多，耽搁了那么久，但生命，依然可以重新开始。
里根总统来信
1984年4月30日，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里根来到了复旦大学。
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外事处工作，直接参与了接待里根总统的访问。还记得那天下午是3点15分左右，他穿着一身灰色西装走进了复旦3教3108教室。
那时，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正在3108教室里，给近200名学生讲述英国文学课程“关于莎士比亚的五个疑问”。陆教授看里根总统进来，便迎上去向他表示了欢迎。
当时课堂气氛很热烈，学生提了很多问题，比如问他大学生活中哪些方面让他印象深刻，美国学生怎么为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做准备，美国大学在美国科技进步中的作用等。
当被问及在华访问印象最深的事时，里根幽默地回答，“我也在琢磨呢”。不过他同时表示，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友情，是他到这里之后最为温暖人心的经历，最后他以“我们已经开始了两个民族间最伟大的友谊”作为结尾。
之后，里根总统在相辉堂发表了演讲，谢希德校长以谭其骧教授主持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绘的三卷 《中国历史地图集》相赠留念。
3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公使亲手将里根总统的一封信交给我，让我转交谢校长。他明确对我说，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访问复旦，是他对中国认识的一个转折。他开始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由此将采取更多方法改善关系。
“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1989年中美关系恶化，美国总统老布什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来见邓小平，有一篇讲话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叫“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8年后，江泽民主席访美。我也正好在华盛顿，当我见到斯考克罗夫特，他向我回忆起1989年邓小平见他时的情景。他说：“我非常感动，江主席昨天见我，让往事历历在目，我现在的心情是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一位来了，难过的是，另一位却走了。”
他讲得很动情。看得出，他对邓小平很有感情。他对我说，当时让他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和他谈话时的三层意思，一是要相互尊重；二是要相互让步；三是不能拖，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特别是第二条，相互让步，当时没有哪个领导人会讲这个话，但邓小平不仅讲了，还已经有了具体考虑。
中美两国关系一度陷入低潮，逐渐好转后，又因李登辉访美陷入困境。1997年江泽民主席的此次访美，将两国关系扭转过来，第二年克林顿访华，两国提出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又因南联盟炸馆事件陷入低潮……中美两国的关系就是这样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着。
这也让我不断想起那番话：“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这是一位伟人站在时代的高度、世界的高度看待两国关系的论断。从那以后这20多年，大家都在一起努力。
(《解放日报》2014.12.28 口述：倪世雄 采写：梁建刚 王珍)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