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资本输出,基本上还是以基础建设、基础工程为主,比如铁路、港口、矿山的建设。这种资本输出仍然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人力”的因素之上。在“一带一路”的许多地区,因为人口稀薄、经济水平相对落后,这种大型基础建设的盈利前景是不明朗的,甚至其收益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弥补运营的赤字。
这样的经济建设实际将面临投入大、风险大、周期长、收益少的局面。中小民企对于该地区的进入难以形成真正的规模。这意味着,中国对该地区的经济整合难以在短期内见效,有时难以取得当地社会的切实认同,而且可能引起当地民粹势力的警惕与反弹。
政治风险更是不可小觑。“一带一路”首先会遭遇地区大国在国家战略层面可能的挑战,其次是美俄等地区外大国在“一带一路”内的特殊影响所带来的竞争,比如美国在东盟的影响力、俄罗斯在欧亚联盟国家的影响力,都是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制约。
此外,“一带一路”国家内部政治的不稳定。比如转型前景不明、面临领导代际交接的中亚等国。这些国家在未来的十几年间可能在政权模式和对外政策中都会有较大的摇摆。因此,加强对于这些国家的信息收集,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就极为重要。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将更多地与世界发生联系,尤其是与那些比较复杂甚至相对落后的地区发生联系,这实际上对中国社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以更为灵活、务实和开放的心态,超越传统的民族交往模式,去寻求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
(《法治周末》12.25 储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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