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一条法规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做出精准定义，也无明确的责任部门为他们提供救助，更没有一套清晰完整的帮扶办法。
许如金是福建省莆田市阳光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的主任。最近的一年多里，她依照从莆田市监狱拿到的莆田籍服刑人员名单，按图索骥，逐个寻找那些散落在乡镇、深山里的服刑人员家庭。她为每一个家庭编了号——68户家庭，97名子女，其中绝大多数未成年。
“爸爸去哪儿了”
丈夫的刑期，成为悬挂在陈明霞心里的倒计时。她数着日子——只要再熬两年，丈夫的刑期将满。每月26日，陈明霞和她上小学的儿子朱奇，被允许探监一次。从枫亭镇海安村的家，到达位于涵江区的莆田监狱，需换乘3趟巴士，来回路程需耗费近6个小时。
一年前，许如金初次见到朱奇时，朱奇曾几次追问她：“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被警察抓走了？”通常，许如金会解释，父亲只不过犯了错，需要去那个叫做“监狱”的地方改正错误。
16岁的陈娟早已过了懵懵的年纪。在她的家里，“监狱”这个词，像一块旧伤疤，轻易不被提起。她的母亲王平芬早就将她父亲的衣物收起，家里甚至找不到一张有父亲形象的照片。
2013年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44.7%的父母服刑的家庭子女，每月生活费低于200元，72.77％低于500元。陈明霞的工作是在镇上骑三轮车载客，从清晨7点至夜里8点，靠每天几十块的收入，攒着朱奇的“唇裂”手术费和小学学费。
王平芬的丈夫被判入狱6年。她白天忙着打理家门口的几分田，夜里转动老式的缝纫机，赶制200个鞋面卖给工厂，挣20块钱，养活全家7口人。
并非所有的母亲，都愿意承担这一重担。许如金帮扶的68户家庭中，35户家庭的母亲选择了留下，8位母亲带着孩子一同离开，15位母亲抛弃了孩子——或改嫁，或彻底销声匿迹。
孩子是无辜的
服刑的苦难最终会落到家人的身上。“孩子是无辜的。”许如金说，失去父母监护的孩子，稍不留心，就会站到流浪、乞讨甚至偷窃的危险边缘。
2010年一项调查统计，全国中小学的平均辍学率为0.98％，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平均辍学率为19.7%。
许如金初次来到王平芬家时，王平芬甚至不知“低保”“救济”为何物。她的3个孩子中，大女儿陈娟已读高二，二女儿陈玲患有先天性智障，小儿子陈建刚满5岁，全靠她一人抚养。
丈夫入狱后，王平芬主动避免与邻里来往。即使是兄弟姐妹，几年的接济下来，也对她生了抱怨，渐渐疏远。她也感受到女儿的变化：本就性格内向的陈娟，变得愈发沉默了。
陈娟就读的，是村子里唯一的一所高中。父亲服刑的消息在乡亲邻里间不胫而走，即便陈娟有意隐瞒，也无法阻止流言在校内传开。
记者到访时，一提起父亲，陈娟的眼泪立刻掉了下来。今年8月底，许如金为陈娟送来了2000元的助学金，并协助为陈建办理了户口。“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孩子们有学上。”
但这些都无法弥补家庭残破、亲情缺失带来的影响。莆田市监狱教育科科长黄金良说：“表面上，监狱关的是犯人，其实关到最后，关的是家属。”监狱中饮食起居相对规律、有工作有休息，“比起孩子，他们的日子舒服多了。”
无法弥补的空缺
“亲情的缺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的。”许如金走访的家庭中，除去年龄尚小的，多数孩子性格内向，一些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陌生人的关心异常抗拒。
“这些孩子的心理问题一直都特别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法。”儿童心理学家陈志林表示，虽不可笼统地为服刑人员子女贴上心理不健康的标签，但服刑人员家庭由于家长一方或双方入狱，导致孩子由亲友、老一辈或是无人抚养，孩子养成不当的生活习惯、产生突出心理问题及犯罪倾向的可能性明显增大了。
如何与孩子相处，不伤及他们的自尊心，许如金仍在摸索。她只好在孩子面前小心谨慎，尽量不主动提起“监狱”之类的敏感词。
被遗忘的群体
服刑人员子女抚养问题早已显现，但真正引起广泛重视，始于集中抚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组织“太阳村”的建立。太阳村创立于2000年，现已在北京、河南、陕西等地开设9个分部。
2006年被媒体大量报道后，太阳村走上舆论巅峰的同时，也因涉嫌财务不公开、利用孩子谋取不当利益等问题广受诟病。
近年来，像许如金的阳光中心一样，为服刑人员子女提供服务的机构逐渐增多，方式以分散的经济救助、慰问为主，区别于太阳村等民间组织的“集中圈养”。
许如金认为，社会上零散的爱心和援手无法长久，“有多大力量发多大光”。这个群体真正需要的，是一套科学的帮扶办法，和扎实的政策支持。
“无论有没有现成法律，政府都应该承担兜底责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陈友华表示，“政府兜底”有两种方式，一是儿童福利院直接救助，二是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救助。这意味着大量的资金、人力、组织资源投入。
“但现实是，国家还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份责任。”陈友华说。
（《南方周末》12.25 张雪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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