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本位意识的文化成因

    所谓官本位，既是一种以官位高低作为评判人的价值尺度，或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心理意识，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包含了官场生态的种种弊端，亦可称之为“官场病”。

    中国的官本位意识发韧于春秋之末“士”阶层的崛起；秦大一统之后，正式成型；隋唐以降，由于科举制的盛行，“科举病”与“官场病”交互影响，使官本位意识更趋烂熟。自辛亥革命后，随着帝制王朝的解体，官本位政治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与制度基础，然其意识则潜存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延续至今而不息。

    传统中国的儒家精神，称为“内圣外王”之学，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所谓内圣，其实就是个人的修身养性，属于“天德”，是以“仁”为己任，视天地万物为一体，死而后已，这是“孔孟学术”的精髓，更是一种大担当。所谓外王，属于“王道”，就是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是“尧舜事功”的精华，更是一种大快乐。

    在传统中国文化的演进历程中，儒家真精神逐渐趋于异化乃至沦丧，进而成为中国官本位意识形成的文化原因。

    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仕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

    追溯儒家的精神文化源流，在学、仕关系上存在着“为己”与“为人”之别。就仕途而言，孔子就有“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之说。所谓“仕者为人’，就是为国家干事，正如宋人程颢所言：“功名未是关心事，富贵由来自有天”。所谓‘士者为己”，就是为自己营私。“做官”与“做家”，原本截然分为两件事，而为己之仕，则将两者并而为一，做官就是为了做家，即发家致富。

    在宋儒朱熹那里，还是把科举与读书分为两截，强调的是圣人之学，只是“为己”，“科举累人不浅”。到了明儒王阳明，则已将“举业之学”与“圣人之学”融为一体，强调“业中求道”，认为只要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那么即使“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这已经是儒学的俗化，其结果则导致儒家真精神的沦丧，进而为官本位政治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石。

    传统中国文化的优秀精髓在于博施济众与民胞物与。惜乎这种优秀的文化精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异，与之相应者则是居官本义的蜕变。官场病态，由此形成，且牢固胶结，势不可破。

    这就需要恢复儒家优秀精神传统，弘扬“浩然之气”，大则无所不在，刚则无所屈服；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做一个能挑重担的硬脊梁汉，打破公私之关，为国为民任事，不计个人得失。

    （《中州学刊》2014年第２期 陈宝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