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偷渡，是人民内部矛盾

    偷渡，在一个时期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属于敌我矛盾，被抓回的“偷渡分子”受到关押、审讯甚至判刑。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偷渡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1962年，白云路的火车站疯了

    1962年3月，平静的广州白云路火车站，突然人声鼎沸，成千上万的群众潮水般涌向铁路售票处，要买到深圳附近平湖的火车票，不管是广州人，还是来自东莞、南海、佛山的珠三角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到香港去。

    当时不知哪里传来消息，英女王诞辰，香港边境开放三天，也有人甚至说，香港对内地去的人不抓，还安排职业谋生。一传十，十传百，珠三角群众无需号召，无需动员,都自觉动起来了。人们起哄，嚷叫，有些人见车就爬，也不知道是否向南的列车，使得到北京上海的车全部停运。次日香港报纸大字标题：“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大陆饥民满布边境山头约七千人昨进入边界”“中共大量放人出境 万人伺机偷渡”。

    赴港审批权下放到公社和大队

    1962年，针对中央指示“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广东也自有安排。压缩？好呀，宝安老百姓不是想逃难，而是希望被“压”到香港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当然知道老百姓所想，但他没明说，而是讲，我们广东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不叫偷渡。

    广州市委也有领导人说：“去香港也是压缩城市人口出路之一嘛。”政法委主任寇庆延对老百姓为什么偷渡说得更明确：“一是英国当局限制内地人进入香港，这是根本的原因。二是香港300万人口，其中200万是广东人。很多家庭一半在香港，一半在大陆，叫人长期不见面，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1962年3月，省里决定，赴港审批权下放到公社和大队，换句话说，想走的都可以批。

    这时，沙头角出事了，因为一条街分两边管辖，一是香港，一是内地，小孩滚个铁环也要到香港那边捡去，两个执勤的英方巡警经常训斥我方的人，终于引起我方不满，一些调皮的孩子用弹弓打了一个英方巡警的眼睛。冲突由此而起，双方的人员立即冲到界碑之前，持枪对视，气氛紧张，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那时有规定，如发生重大事件，宝安可以与省里高层联系。宝安书记李富林立即拨通陶铸的电话请示，回电说：“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发生冲突。”

    “要下定决心改变面貌，让逃过去的人回到我们身边”

    1978年，“文革”已经过去，方苞成为宝安县委书记。这时又来一次偷渡潮，方苞自己也被红卫兵斗过，也看到宝安人民吃番薯粥，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政策总是摆来摆去，1962年，宝安偷渡的数字是12144人，可这次偷渡的是17456人。宝安此时30万人，在香港的也有30万人。为了反偷渡，生产队长、公社支书开会时都表态自己不会参与，“我们不会给社会主义丢脸”，可是……可是……没几天全跑了。1977年11月11日，省里在广州南湖宾馆开了一个会，王首道、焦林义、王全国，还有邓小平，听了关于偷渡的汇报，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哪里出错了？”

    过了没多久，新来的省委书记习仲勋会见县委书记，听到一个个汇报时说：“别汇报了，跟我到宝安，调查研究去。”

    习仲勋一行进入宝安县，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很多耕地撂荒。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在劳作。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

    在收留所，有几个被反绑着的农民在地上蹲着。习仲勋要民兵把绳子解开，其中一个还有张小纸插在口袋，拿过一打开，是偷渡路线图，习书记问：“怎么要跑呀？”一个小青年望望习仲勋，说：“往香港跑的，每月几百块钱寄回来。”

    习仲勋没作声，对方苞说：“要抓这里呀。”他指着脑袋，指加强思想教育。方苞也不知那来的勇气，说：“抓？香港人天天上茶楼，吃海鲜，我们天天吃番薯根。”习仲勋没有回话。

    回去后，习仲勋对宝安县的干部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冷冷清清，要下定决心改变面貌，让逃过去的人回到我们身边。”

    习仲勋视察宝安后，分析反偷渡外逃问题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看待，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偷渡的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金羊网 陈佐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