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最具独立风骨及知行合一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一生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相号召，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主要作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任教北大，终未出家

    父亲写过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当时他还不到20岁。这篇文章在当时著名的《东方杂志》发表，大家看了评价很高，以为作者对佛学、哲学问题有深入的知识，把他看得比实际情况要高。所以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就让父亲去讲印度哲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一选择和他最终没有出家当和尚也有很大关系。

    当时北大自由得难以想象

    父亲进北大的时候先是讲授印度哲学，只讲了一年，到1918年他就在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刊（每日一期）上刊登了一个启事，建议北京大学应该组织一个孔子研究会。其实，这个行动就说明他在思想上已经转向了。

    个人转向还不算奇怪，过两天父亲又在这个日刊上登了一个启事，声明自己从哪天开始就不讲印度哲学了，还谈到他对孔子的认识，说课程改了，讲这个。父亲自行改变讲的课程也不需要通知校方，登一个启事就改了，大家也都不觉得奇怪，愿意听的就来。

    你们可以想一下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多自由。不只是他一个人这样，普遍都是。父亲有一个学生，发启事说，从现在起我不参加考试了，考试没意思。学校教务长居然也回应了这个启事，说，你不参加考试可以，但是毕业文凭不好发，因为没有分数，所以你得考虑这个问题，不考试倒是可以。这都说明当时非常自由。

    “乡村建设”始于广州

    再说对父亲的学术成长大有影响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当时的北京聚集了各种人，有讲佛学的，讲道家的，包括还有讲外国学问的，都有。你自己想讲，有人想听，就可以。有的人在自己家，有的人是在同乡会，或者任何找一个地方可以容几个人的，就开讲，谁愿意来谁就来。就是在这种环境底下，父亲认识了他的第一批朋友，其中有些不一定是做学问的人，比如李济深，建国初期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样一种环境对父亲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父亲曾经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他叫做社会改造，有别于社会革命），就是从当时李济深主政的广东开始的。

    祖孙三代，给孩子充分自由

    这要从我的祖父（编者按:指梁济先生）说起。我的曾祖父死得早，是曾祖母当家，她对孩子管得太严，不懂就打，见到任何小孩天真活泼都要生气，只有不断的念书背书她才认为是正道。我的祖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因此等他有了孩子以后，就决定要给孩子们自己发抒的机会。包括父亲要出家，换了别人家里肯定会极力阻拦，但我祖父倒没有。而且我的伯父结婚十多年只生女儿没有男孩，本来应该是期待我父亲来传宗接代的。但是我的祖父对父亲说，你有你自己的志向，不结婚也可以允许。这样做父亲的真是极少。

    同样，我父亲对我也是放得极宽的。比如我一会想学这个，一会想学那个，胡想一气，但是他都不阻拦。所以我是断断续续上的学，辍过学，不想上了，要自己自学，别人都说不行，但是父亲说也可以。所以我曾经几度不上学了，就在家里自己看书，就这么胡折腾。回顾过去，我觉得我的幸福就是在于有精神上的自由。

    （《羊城晚报》11.20 梁培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