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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背后的俄国资源，大家都是知道的。但就思想的覆盖面与分量而言，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影响力的存在，从鲁迅的接受态度可以看出这一点。
“立人”与无法“立人”的焦虑
1907年前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同时进入鲁迅的视野。他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里对托尔斯泰的价值取向有着真诚的肯定。不久之后，鲁迅与周作人所译介的《域外小说集》，许多作家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徒。迦尔逊、安德莱夫的文本，差不多都流淌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血液。鲁迅在有意无意之中，与俄国重要的文学传统开始相遇。
在讨论文化的根本问题的时候，鲁迅在众多的参照里选择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支撑了其“立人”的基本概念。《热风》动人的文字就回响着托尔斯泰式的声音。但在小说的写作里，托尔斯泰的影子却消失了，多了一种灰暗、痛楚和绝望的意象，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一种显现。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真正给自己带来审美震撼的不是前者，恰恰是后者的诗性。
鲁迅早期思想一个关键的亮点是关于“人”的描述，这是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一种表达。其间流动的就有托尔斯泰的元素。可是后来，当他凝视中国社会生活的时候，“立人”这个正面的话题被苦难的负面阴影代替了。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里找到了共鸣，那就是对无法“立人”的焦虑，出现的是与托尔斯泰相反的东西。你会感到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的天然的好感，其肃杀、灰暗、地狱般的惊恐场景，把先前的温情的憧憬统统消解了。
对托尔斯泰的关注与远离
有一个现象意味深长，许多文人由托尔斯泰主义进入马克思主义。细想起来，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构想，可能更具有革命性，托尔斯泰主义则流于劝善之途，无力感便增强了。与托尔斯泰从道德与审美的角度打量生活不同，鲁迅关注的是底层人自身解放的问题。托尔斯泰无论爱意多深，还是对现实无力感的爱。鲁迅以为，新的知识阶级，已经不是托尔斯泰那样的人物，还应当是进入生活深处的改革者。
1925年，在致徐旭生的信里，鲁迅说，在中国要成大事者，需学者之良知与市侩之手段。学者的良知，自然就包括托尔斯泰式的传统，而市侩之手段，乃俄、法大革命的遗风。鲁迅接受托尔斯泰的前提是，不是从孤立的层面摄取其遗产，相反，则在其中加进相反的因素。我们看他后来很少讲托尔斯泰，其实是现实性的吸引所致。在他看来，第一要务是铲除历史的垃圾，只说几句人道主义的话，大概是不得要领的。
鲁迅的意思很明显，实现托尔斯泰及西洋个人主义精神，在中国要先铲除不平等的障碍。空谈理想，自己憨厚地对待别人，却不幸被对手所害，在中国不乏其数。他在《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就说：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
这句话暗含的逻辑是，人道的精神固然好，可是在中国，仅仅拥有这些还不够。天真的学者说几句漂亮的托尔斯泰式的话，并不得要领。
他后来在译介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的时候，以平实的语言转译了这位俄国批评家对托尔斯泰的批评。其中《托尔斯泰与马克思》一节，观点颇为明晰。那译文的看法是，托尔斯泰还不能以复杂化的观点看待社会的矛盾，也无法解决其间的内在紧张。卢那察尔斯基以为非暴力、无抵抗主义可能使敌对的黑暗肆意蔓延，乃一种助纣为虐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几个口号和观点是不能改变世界的。
这找到了旧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在鲁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可能比托尔斯泰主义更为有效。鲁迅渐渐远离托尔斯泰，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的增高不无关系。
陀氏乃精神的拷问者
今人对鲁迅的诟病的原因，似乎是他不讲“费尔泼赖”，将温情放弃了。这是一种误读。
对于鲁迅来说，温情的、爱意的存在殊为重要。但这要看在怎样的语境里。中国缺少托尔斯泰式的爱，在没有宗教的国度，劝善的结果可能是远离善，伪善倒可能肆意横行。建立善的世界首先是铲除伪善的存在。而面对伪善，则不能仅仅以善的态度为之。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便浮现出来。
在许多时候，鲁迅之所以用欣赏的眼光打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乃因为其有效地揭示了现象背后的本真。其不规则的、反逻辑的、超出感觉限度的审视，颠覆了世间的幻象。在精神的极度变形、夸张里，被虚幻之影笼罩的世间，露出本然。
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神的拷问者，不仅是冷思后的悟道之言，也有自我生命觉态的唤醒后的共振。鲁迅似乎觉得，《罪与罚》写犯罪分子内心的独白，栩栩如生。每一种思绪都被跌宕起伏地绘制出来。拉斯柯尼科夫在仇恨哲学引导下的报复、杀人之举，是深陷灾难的一种扭曲。有学者提出这是二重人格的一种展示，是两个相反的人格在起作用。
这样一个自我清高的人却成了杀人犯，变为罪人。人是多么不可理喻的存在！作者在描述其心理活动的时候，一再写他在折磨、刺激自己的途中获得快感。这种精神畸形的存在，我们思之不禁为之寒栗。那些在仇恨里诞生的哲学不可能带来希望，而给人间的是毁灭性的灾难。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善于对人的内心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一些地方完全出乎读者的意料。人的内心诸多无绪、黑暗、可怕的形影形成了一个令人震颤的空间。
鲁迅《野草》里阴冷无助的人与事，时光里凝固的泪痕，隐隐地有着《死屋手记》的遗响。在鲁迅身上的神异性因素，似乎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一种类比，虽然他们的差异那么巨大。
不妨说，鲁迅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精神画面的极度紧张无聊、绝望后，还有着巨大的人性的闪光。用德·斯·米尔斯基的话说是“充满高涨的激情”。展示社会的问题，直面人生的困惑，乃他们共有的特点。只是选择的途径与常人不同，乃从大众走向自己的心灵，以自己的变化而面对世界，复杂性才有真正的真实性。在天使与恶魔之间，人的选择有时候是超于常理的。我们并不能用美和丑简单地扫描这个世界。常理下的生命反应被无序的精神替代了。惊恐不是来自苦难感的出现，幸事亦可能给来绝望。
把目光投向了苏联新文艺
1936年，鲁迅给日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普及本写了导言。评价依然像十年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但有了中国视角里的话。文章一再谈及残酷的美带来的启示。在赞佩的同时，也略有微词，他看到了与我们东方人不一样的地方：
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地忍从，在未嫁就死了订婚的丈夫，艰苦地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见，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那时候鲁迅正在与小资产阶级的个性争斗，希望自己快些脱离旧影的纠葛。陀氏的那种痉挛对自己不过是一种负面的存在，在他看来，从陀氏的人物命运走出来，是一种解放的选择。从亲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远离这个残酷的审问者，鲁迅的转变给后来的研究者也带来了认知的困难。
不希望在苦海的艺术里久久沉迷，那就要从孤独的个体世界走向大众，远离黑暗王国。在这个意义上看，他对高尔基的兴趣，渐渐超过旧俄作家的兴趣。晚年的鲁迅翻译高尔基的作品、法捷耶夫的作品，旧俄作家只有果戈理、契诃夫，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作家。这里的价值取向是显而易见的。其小说思维被杂文思维代替的时候，《卡拉马佐夫兄弟》式的恢宏交响曲要想被召唤回来，已是大难之事。
鲁迅的转变，使他把目光放到了苏联新文艺之间。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有所接近了。这时候他以往的那个头上模糊的声音渐渐被一种确切性所代替。他已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无序之路，进入了确切性的天地。前者没有“权威的声音”，后者则“有一个主宰性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念，要求作品思想的正确性，这未尝不可。但小说家的使命有时候不是思想正确问题，而是精神展示的真实性与复杂性问题。从复杂性到明晰性，那就把混沌未开的苦状让位于乌托邦的灵光缥缈的召唤，其实是朗照驱除魔影的缘故。试图摆脱混沌之状，但却越发混沌，这是他的一种悖论。而人性的柔美的部分也由此发出迷人的光泽。
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西方学者已经说了许多。中国的鲁迅却有另一种鉴赏的体味，和他的生命哲学深切地连在一起了。两颗伟大的灵魂与这位东方的智者所不断凝视、对话的过程，也是鲁迅智性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从俄国文学传统返回本土，在其参照里形成中国的问题意识和审美意识，终于使其成为与俄国文豪可以并肩的伟大的作家。
（《光明日报》10.20 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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