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创新“三问”

　　10月15日，《文汇报》一版头条发表了上海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的来信，对科学创新提出了“三问”，发人深思。

　　科学界对科学创新的认识并不一致，中华文化本身不乏创新，当前需要的是把问题挑明，来一次广泛的讨论。这场讨论不妨从三个问题入手：

　　科学究竟是生产力还是文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的地位，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但是科学又属于文化范畴，是当代文化的重要特色和组成部分。既是文化又是生产力，科学就有了两重性：生产力是物质方面，文化是精神方面。

　　两重性要处理好位置，否则就会厚此薄彼、甚至顾此失彼。现在要问的是：我们是不是过度强调物质，冷落了科学的文化方面？科学，特别是原创性的科学，往往是出于精神动力而不是追求物质目标。布鲁诺为“日心说”献身并不涉及生产力，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也没有考虑提高产量。这种动力来自追求真理的好奇心，即便没用我也要研究，因为这是我的追求。创造需要激情，单纯的物质目标很难产生“吃力不讨好”去做原创性研究的激情，而只会去寻找“成功”的捷径。

　　汉语在科学创新中是什么地位

　　我国科学的加速发展，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汉语在今后的科学创新中还有多大用处？我国三十来年科学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合作与交流，其载体就是英语。展望未来，汉语是不是只能在一般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保留，而应该逐步退出科学舞台？

　　历史上通用语言都是随着国家兴衰而变化，科学同样如此。英文的全球化，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建立全球优势的产物。

　　当年牛顿写论文用的是拉丁文，爱因斯坦用的是德文，都不是英文。再说世界上最大的语种是汉语，是超过14亿人用的母语，以英语为母语的不足4亿人。在科学主要属于欧美的年代，说汉语的人绝大多数与科学无缘。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语言是不是也能用作科学创新的载体？文化要有多样性，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她发展的旅程是不是也该有多样性？以汉语作为载体的中华文化，会不会在深处蕴藏着科学创新的胚体？

　　能不能找到一种途径，既能提高英语使用水平，又能推进汉语在科学创新中的作用，逐步使汉语成为英语之外，也具有创新功能的语言工具？

　　如何弥合科学和文化的断层

　　现代科学是在文艺复兴中产生的，许多国家设有“科学与艺术院”，两者放在一起。我国不然，从今天的科学院到高考，都是文理分家，中间有个断层，断层的牺牲品是创新。科学和艺术的共同点，都是创造思维、创新冲动。一旦科学阉割了创造性，剩下的只是“为稻粱谋”的饭碗。

　　应该深思的是：我们的社会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才有这种断层？《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两年前用自费建造的深潜器下到深海一万米，创造了单人下潜的世界纪录；译成四十种语言的《万物简史》，作者布莱森不是科学家，但能生动细致地告诉你大科学家们当年怎样创新。相比之下，我们恐怕缺了一类为科学和文化构筑桥梁的人。当然还有政策，发达国家评估大型科学计划或研究机构，有一项标准叫“教育与普及”，要向纳税人交代自己的工作，我国是不是也应该引进，去弥合科学和文化间的断层？

　　以上三个问题，希望能引起讨论，用创新精神来讨论创新。一场真正的讨论，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索科学与文化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