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自述:我的传奇人生

　　《资本论》改变我一生

　　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那时候才21岁。进劳改队时，文学作品都被没收了，只有《资本论》没没收。在非常有限的时间空间，如下雨，出不了工，我就读这本《资本论》。

　　《资本论》虽然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但是它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了一个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教给了我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1958年~1961年的劳改生涯，成了我不断觉悟的过程，也成就了《我的菩提树》，因为菩提树就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悟的道。

　　写小说就是为解救自己

　　文革结束后，我还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右派分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给右派分子甄别的文件有一条，如果右派分子又犯了新的罪行，就不在甄别的范围，所以我不在甄别之列。而那时候，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都平反了，就我没平反。

　　1977年底，有一个回民朋友，后来当了宁夏伊斯兰教协会的秘书长。当时他下乡来看我，他说：“贤亮，你过去写诗，现在不如写诗发到报上。如果你投稿了编辑觉得可用，也不去调查身份，不是很好吗？”

　　22年没写诗了，我就发觉自己写不出来，写诗需要有激情，“文革”让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够，我就开始写小说。第一次写的是《四封信》，投给《宁夏文艺》居然被采用了，而且放在头题。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当时宁夏主持宣传工作的副书记陈斌发现，他说这个人小说写得好，就打听张贤亮是什么人。结果一查，发现我是没摘帽子的右派。陈斌就说，要想办法给他摘。就因为写小说，救了我。

　　就这样，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南梁农场，和我过去的单位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这5个单位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来翻我的案。1979年调入南梁农场子弟学校9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平反。

　　每一个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实际上都有托尔斯泰的影子。我也一样。劳改20多年，我从没穿过袜子。直到后来我和一个女人同居以后，她给我织了一双。我从一个劳改犯，穿上鞋袜走上红地毯，甚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那是我从没想过的。

　　我“下海”适得其时

　　拜劳改生涯所赐,在南梁农场时，我在赶集的路上见到了荒凉的镇北堡，让我很震撼。我在宁夏文联时，遇到来拍电影的导演，我就让导演来看镇北堡。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谢晋的《牧马人》，也是我的本子，后来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等，这个地方几乎成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外景拍摄地。

　　我就想，干脆办个影视城。但办影视城要钱，我就把作品外文版版权获得的外汇存折拿来，折合成人民币70多万。那时候没有产权一说，文联拿着我的钱来贷款给文联办一个产业。

　　我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和改革开放同命运共呼吸。我要保护我自己的权益。保卫自己利益最根本的方法，一个要使中国人民都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第二个要使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制度不断完善。

　　我现在在干什么？主业是什么？快乐，追求快乐，创造性地追求快乐，文学创作和办影视城都是这样。我将来还会写书的，写我在劳改队里是怎么想、怎么生活的，但这本书我现在不能发。我到90岁时方才自由，才能说一些不可告人的话。我今年72，等18年以后，我90岁了就都告诉你们。

　　(《文学报》10.9 原载于2008年《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