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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4年10月11日 星期六

    赵登禹逝世之后

    《 文摘报 》( 2014年10月11日   06 版)

        赵登禹(1898-1937),山东菏泽人。中国国民党爱国将领。早年入冯玉祥部,后任旅长。1928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1933年率部在长城喜峰口抗击日本侵略军,后任第一三二师师长。七七事变爆发后,力主抗战,率部增援北平(今北京)南苑。7月28日,赵登禹遭到日军伏击,英勇殉国,时年39岁。

        赵学芬,赵登禹长女,1935年生,曾任民革北京市委副秘书长,1997年退休。下文是周海滨根据赵学芬口述整理而成的。

        赵登禹阵亡后,部下将其遗体掩埋在青纱帐中,部队遂即向北平方向撤去。

        “当天夜里,龙泉寺的方丈带领四名僧人,来到青纱帐中,把我父亲的遗体装殓在一口黑油漆棺材里,抬到寺里停放,也不敢标明真实姓名。直到日本投降后,我们才知道了这一情况。”

        7月29日,日军正式占领北平。当时,张自忠部仍在北平,赵家人认为还有一线希望而没有撤离。然而9月3日,张自忠部也离开北平。此时,溃败的国民政府没有顾得上赵登禹留下的孤儿寡母。

        10月,赵学芬在父亲去世两个月后平安降生。孩子出生后,一家人开始向河南商丘逃难。

        “这时我们还想着能找到父亲的战友和军队。”在商丘,他们遇到了国民党的军队,不时有人往赵家送点米或面。“天冷了还给送煤”,这段日子虽然苦,但总算还有个照应。这段时间,一家人就靠着赵夫人变卖首饰和部队的不时照应过活。

        1938年,日本攻占徐州后,很快进入河南东部。6月6日,日军占领开封。6月9日,国民政府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千百万人流离失所。赵家人也在难民当中。

        大约在1940年,赵氏一家人流落到了河南开封,租住在开封城里。念书后的赵学芬开始懂事。“我老想问,我父亲哪儿去了?”但因为害怕母亲倪玉书伤心,这个问题赵学芬从来没敢问出口。而倪玉书为了安全,也没向孩子们提起过他们的父亲。

        “我母亲很漂亮,从照片上看,父亲长得高大英武,他们很相配。”赵学芬说。赵登禹殉国时,倪玉书年仅二十七岁。

        随着日军对武汉的占领,北方战事渐渐结束,赵家人最终回到了山东菏泽老家。在赵楼村,赵家人得到了乡亲族人的欢迎。

        日军经常对赵楼村进行搜查。赵学芬记得1944年的那个夜晚,“突然听到村子四周狗叫得很凶。正在这时,一个乡亲跑来报信,说日本兵进村了,赶快躲躲吧!全家赶紧逃到村外的一间小屋里,算是躲过了一场劫难。后来听说,追杀我们的敌人拉着七八条狼狗在村里转了半宿。这种苦难的童年生活,我终生难忘。”

        “在流亡的生活中,主要是叔叔赵登舜照顾我们的生活。这个叔叔是父亲的堂弟,原是父亲手下的机枪连长,有一次请假回山东老家,逾期未归,违反了军规。奶奶知道自己的儿子治军甚严,便预先代为求情,望能轻罚。可我父亲还是按军法下令责打叔叔四十军棍,并宣布革除其军职。之后,回到家里,父亲再向奶奶跪地赔礼,并请医生医治叔叔的棍伤。”

        赵登禹没有想到,这个堂弟,因为被自己革了军职,没有和自己一起战死沙场,也使自己牺牲后,家人能得到一份照料。

        赵登禹牺牲后的第三天,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政府追认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6年7月28日,北平市政府组织社会各界人士为赵登禹、佟麟阁举行公祭大会,李宗仁致辞,并将灵位请入八宝山忠烈祠。由于当时北京城内的赵家宅荒废,没能通知到赵登禹的家属,便让佟麟阁的家人为赵登禹扛幡。

        “我们家当时一点儿都不知道。”赵学芬说。

        抗战胜利之后,南沟沿大街被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沟沿大街被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被命名为“张自忠路”。

        1949年后,北京市政府清理京城内的无主地产,查清鼓楼方砖厂一处荒宅原是赵登禹的旧宅,又从佟麟阁后人处得知赵家仍有后人,于是就派人到山东把赵家一家人接回了北京。赵学芬被分配到西城区米粮库小学任教。母亲由于精神不正常,没有参加工作,靠出租赵登禹留下的房屋生活。

        “‘文革’期间我们家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赵学芬说。

        那是因为,1952年,十七岁的赵学芬在家里偶然发现了蒋介石署名的荣哀状。“我觉得解放了,还保留这个东西不太好。扔掉吧,似乎也不太合适,便给民政部门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事。”

        几个月后,一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的证书颁发给了赵学芬,编号为“北京字第00080号”。证书上写明:查赵登禹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此证由毛泽东亲自署名。

        “毛泽东主席签发的这张烈属证,其他西北军阵亡将领都没有。正是因为这个,红卫兵才没有抄我们家,佟麟阁将军家和张自忠家都被抄了。”

        “文革”时期,“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赵登禹墓也被红卫兵挖开,欲盗取“金银财宝”,一无所得后,砸墓而去,赵登禹尸骨无存。直至1984年10月,北京市政府决定恢复“赵登禹路”等路名。

        (《名人传记》2014年10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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