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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登禹（1898-1937），山东菏泽人。中国国民党爱国将领。早年入冯玉祥部，后任旅长。1928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1933年率部在长城喜峰口抗击日本侵略军，后任第一三二师师长。七七事变爆发后，力主抗战，率部增援北平（今北京）南苑。7月28日，赵登禹遭到日军伏击，英勇殉国，时年39岁。
赵学芬，赵登禹长女，1935年生，曾任民革北京市委副秘书长，1997年退休。下文是周海滨根据赵学芬口述整理而成的。
赵登禹阵亡后，部下将其遗体掩埋在青纱帐中，部队遂即向北平方向撤去。
“当天夜里，龙泉寺的方丈带领四名僧人，来到青纱帐中，把我父亲的遗体装殓在一口黑油漆棺材里，抬到寺里停放，也不敢标明真实姓名。直到日本投降后，我们才知道了这一情况。”
7月29日，日军正式占领北平。当时，张自忠部仍在北平，赵家人认为还有一线希望而没有撤离。然而9月3日，张自忠部也离开北平。此时，溃败的国民政府没有顾得上赵登禹留下的孤儿寡母。
10月，赵学芬在父亲去世两个月后平安降生。孩子出生后，一家人开始向河南商丘逃难。
“这时我们还想着能找到父亲的战友和军队。”在商丘，他们遇到了国民党的军队，不时有人往赵家送点米或面。“天冷了还给送煤”，这段日子虽然苦，但总算还有个照应。这段时间，一家人就靠着赵夫人变卖首饰和部队的不时照应过活。
1938年，日本攻占徐州后，很快进入河南东部。6月6日，日军占领开封。6月9日，国民政府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千百万人流离失所。赵家人也在难民当中。
大约在1940年，赵氏一家人流落到了河南开封，租住在开封城里。念书后的赵学芬开始懂事。“我老想问，我父亲哪儿去了？”但因为害怕母亲倪玉书伤心，这个问题赵学芬从来没敢问出口。而倪玉书为了安全，也没向孩子们提起过他们的父亲。
“我母亲很漂亮，从照片上看，父亲长得高大英武，他们很相配。”赵学芬说。赵登禹殉国时，倪玉书年仅二十七岁。
随着日军对武汉的占领，北方战事渐渐结束，赵家人最终回到了山东菏泽老家。在赵楼村，赵家人得到了乡亲族人的欢迎。
日军经常对赵楼村进行搜查。赵学芬记得1944年的那个夜晚，“突然听到村子四周狗叫得很凶。正在这时，一个乡亲跑来报信，说日本兵进村了，赶快躲躲吧！全家赶紧逃到村外的一间小屋里，算是躲过了一场劫难。后来听说，追杀我们的敌人拉着七八条狼狗在村里转了半宿。这种苦难的童年生活，我终生难忘。”
“在流亡的生活中，主要是叔叔赵登舜照顾我们的生活。这个叔叔是父亲的堂弟，原是父亲手下的机枪连长，有一次请假回山东老家，逾期未归，违反了军规。奶奶知道自己的儿子治军甚严，便预先代为求情，望能轻罚。可我父亲还是按军法下令责打叔叔四十军棍，并宣布革除其军职。之后，回到家里，父亲再向奶奶跪地赔礼，并请医生医治叔叔的棍伤。”
赵登禹没有想到，这个堂弟，因为被自己革了军职，没有和自己一起战死沙场，也使自己牺牲后，家人能得到一份照料。
赵登禹牺牲后的第三天，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政府追认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6年7月28日，北平市政府组织社会各界人士为赵登禹、佟麟阁举行公祭大会，李宗仁致辞，并将灵位请入八宝山忠烈祠。由于当时北京城内的赵家宅荒废，没能通知到赵登禹的家属，便让佟麟阁的家人为赵登禹扛幡。
“我们家当时一点儿都不知道。”赵学芬说。
抗战胜利之后，南沟沿大街被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沟沿大街被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被命名为“张自忠路”。
1949年后，北京市政府清理京城内的无主地产，查清鼓楼方砖厂一处荒宅原是赵登禹的旧宅，又从佟麟阁后人处得知赵家仍有后人，于是就派人到山东把赵家一家人接回了北京。赵学芬被分配到西城区米粮库小学任教。母亲由于精神不正常，没有参加工作，靠出租赵登禹留下的房屋生活。
“‘文革’期间我们家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赵学芬说。
那是因为，1952年，十七岁的赵学芬在家里偶然发现了蒋介石署名的荣哀状。“我觉得解放了，还保留这个东西不太好。扔掉吧，似乎也不太合适，便给民政部门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事。”
几个月后，一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的证书颁发给了赵学芬，编号为“北京字第00080号”。证书上写明：查赵登禹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此证由毛泽东亲自署名。
“毛泽东主席签发的这张烈属证，其他西北军阵亡将领都没有。正是因为这个，红卫兵才没有抄我们家，佟麟阁将军家和张自忠家都被抄了。”
“文革”时期，“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赵登禹墓也被红卫兵挖开，欲盗取“金银财宝”，一无所得后，砸墓而去，赵登禹尸骨无存。直至1984年10月，北京市政府决定恢复“赵登禹路”等路名。
（《名人传记》2014年10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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