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徐迟的两次“激动万分”

    在徐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来到浙江湖州南浔，在徐迟纪念馆前，心里反复想着的却是他的两次“激动万分”。

    那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香港沦陷，不少著名文化人有被日军杀害的危险。周恩来组织“秘密大营救”。徐迟辗转撤退，一路奔波，三个月后到达重庆。此时，郭沫若刚刚完成历史剧《屈原》的创作。1942年3月26日夜半，徐迟读完《屈原》，兴奋得无法入睡，立即给郭沫若写信：“今日迁入文协，三个月来第一次宁静。拜读《屈原》激动万分，遂至失眠。这正如在港时，炮火下读《阿Q正传》一遍，所产生的同样激动。”

    从徐迟又情不自禁联想到濮存昕。前些日子，他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中国剧作家协会在上海召开的研讨会。他说他演过李白、鲁迅、弘一法师，他坦率地、反复地说着：“我期待演苏东坡！”为什么没有机会演苏东坡呢？没有大作，没有像徐迟看到《屈原》一样令人激动万分的《苏东坡》。濮存昕不无遗憾地说：“没人写出来啊！当代人缺少情怀，都讲究收视率、上座率，能不能挣钱。现在我们有才气的人少了，缺少修行，退化到很危险的程度。”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目前在文艺界普遍出现的“都想当导演和演员，没人愿意当编剧”的现象是不正常的。要吸引第一流的人才喜欢创作剧本，必须大大加强知识产权的分量，高度重视剧作家的“首创”。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抓到“根本”，才能出激动人心的大作。一想到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俄罗斯亮出的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等全是世界顶级的大师，我更理解濮存昕的期待，更理解徐迟的两次“激动万分”。

    说老实话，数十年的文学阅读活动里，能让我“激动万分”的新作品，几乎没有看到过。我相信，文学虽然跟不上经济的发展速度，但面对着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大发展所引起的世界震动，亿万民众所盼望的令人“激动万分”的大作迟早也会出现。

    (《文汇报》9.15 王镫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