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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产品：“七一”牌喷油嘴
1969年11月，上海锦江油泵油嘴厂迁到成都平原西部的丹景山麓，在关口砖瓦厂旧址上建设工厂。1970年3月23日，锦江厂在丹景山下破土动工。
锦江厂的第一座建筑是一间简易厂房。当年5月上柴厂100多名工人奔赴现场，开始产品试制。那时贯彻“先生产后生活”“边基建边生产”的指导方针，宿舍楼还没修建，干部们都住在用芦席毛竹搭建在泥巴地上的油毛毡房子里。工人们借住在离厂区3公里外的一个破旧教堂里。
初期没照明电，就用蜡烛和手电筒；没自来水，就打河沟水用明矾净化；没厕所，就到老乡的茅房方便，那臭气和蠕动的蛆虫让女孩儿们非常害怕。几个月后男女单身宿舍和两栋三层楼的土打垒家属楼造好，食堂、供电线路和水泵房也随之开通，生活状况才得以改善。
1970年7月1日，中午吃饭时听到广播里传出：“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锦江厂第一批‘七一’牌喷油嘴生产出来啦！”要知道柴油经过高压从喷油嘴呈雾化喷进油缸燃烧才能产生动力，故油泵油嘴有柴油机的“心脏”一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的机械配件几乎全部依赖苏联。被命名为“七一”牌的献礼产品，其实是从上柴老厂拿来的半成品到锦江现场做几道最后工序后装配而成，其政治意义远超其经济价值。
增加工资的悲喜剧
1977年11月，终于传来调整工资的消息，但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能加。这可给工厂出了难题。别小看加一级工资才6元钱，那时的物价低，四川的猪肉、食用油、白糖、鸡蛋都是6毛8分一斤，米才1毛2分左右一斤；锦江厂食堂的荤菜如大排、大肉、狮子头、炒猪肝都是2毛钱一份。而且当时从上海支内的小青年都到了结婚生子的阶段，这6元钱的用途可大呐！尤其是沿海来的三线人，背井离乡，意外支出更多。
有的车间没法子，按比例把名额下放到工段，工段只好采用投票决定谁加。某日，段里开会投票，一边唱票一边在黑板上画“正”字。某兄是无锡来的，已有两个孩子，盼了多少年才有这一回加工资，他工作表现还好，对自己也抱一定希望。谁知唱票已过半数，他的得票数始终忽进忽出，气氛紧张到极点。突然，他脸色发白，呼吸急促，一下子瘫倒在地。那边唱票还未完，这边赶紧把他抬到职工医院抢救。经医生紧急处理，他苏醒过来，是过于紧张引起的心脏异常。唱票结果，他滑出名单之外。厂领导考虑再三，从别处挤出一个名额给他，算是对他的特别关怀。
像打架一样的探亲
锦江厂设计规模为2000人，从上海、无锡来了780多人，加上其他渠道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约100人，外来人员近千人。当时单身职工居多，一年可享受一次20天的探亲假（含路程假）。而探亲大多放在每年春节。故春节前那段日子，人走得比较集中，尤其是上海方向，人最多。工厂到成都火车站60多公里，交通非常不便，于是厂后勤部门提前登记，统一买票，届时厂里用解放牌卡车，浩浩荡荡地把大家送到成都火车站。那时候都是座票，根本买不起卧铺。成都到上海的182次车要开48小时，晚上8点开车，经常晚点。
大家挤在一个车厢里，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倒也觉得很热闹。人困了，有同事带了雨衣，就轮流穿在身上，钻在座位底下呼呼睡一觉。
最头疼的是返程。上海到成都就这一班车，上海是支内大户，从陕西到四川沿途又有那么多三线厂，往往又集中在春节正月半后的一、二周。票难买，上海北京东路的火车票预售处每年这个时期都拥挤不堪。而上了火车抢行李架那就像打架一样。
那时四川的物资供应很差，几乎什么东西都要从上海带，比如香烟、打火石、白糖、糖果、饼干、乐口福、麦乳精、肥皂、卷子面、烤麸干、萝卜干、咸肉、砂锅、煤饼炉，甚至女同志用的草纸，加上厂里同事托带的诸如“765”皮鞋、的确良衬衫、金兔牌羊毛衫等等，每次回厂至少七八个大包小包。
随风飘散的日子
随着时光的推移，青年们纷纷结婚、生子。为了省钱，他们自己做家具、衣服、鞋、腌菜，自己理发，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工厂出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人心浮动，调离成风。最后留在锦江厂的仅十多人。加上一些退休人员，未能返回原籍的约有100多人。
（《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 倪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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