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间病房,40张病床,再加上一块“新豆栏医局”的招牌,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西医医院开业了。这是由耶鲁大学医院博士伯驾(Peter Parker)所筹建。
1834年,这位美国青年牧师抵达广州,本来是来传教的,却从事了外交工作,一度成为驻华公使,而百余年后人们记得他,只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医学做出了贡献。
新豆栏医局开业首日,无人上门求诊。第二天,有人壮着胆子来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女子:饱受眼疾折磨,完全没钱看病。这是当年西医常常遇到的场景。
好在,广州的新豆栏医局免费为人诊治。这倒不是说伯驾医生很有雷锋精神,只是他开办医院的目的就是传教,巴不得能令多点患者接触上帝的福音。况且他有着精湛的外科技术,不光能做白内障切除等眼部手术,还能帮人截肢、切除脓疮和肿瘤。医院开业3年后,伯驾与广州的一些洋医生共同成立了“中国博医会”,并开始教导3名本地年轻人学医。
可在内心深处,这位有名无实的“传教士”一直感到无助:“我对于罹病和濒死的华人兴趣日深,全心学习中文,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违背了训令,始终以行医为重,不知如何脱身。”
他帮林则徐治好了疝气,并应这位官员之邀,为鸦片上瘾者开出了戒烟的药方。不久之后,林则徐致书维多利亚女王,恳请她阻止鸦片贸易。这封信,也是伯驾帮着审阅的。后来,伯驾还帮林则徐翻译了《万国公法》中的若干章节。这位耶鲁神学院毕业的牧师,现在不仅是广州名医、官员高级顾问,还是一位中国难觅的国际法专家,唯一没来得及开展的工作,就是他从少年起最炙热的理想:传教。
在中国的最后10年,伯驾投入外交工作中。他参与谈判并草拟了中美《望厦条约》,这部条约令美国兵不血刃就拥有了英国在中国攫取的权益。他把医院交给了教会同事嘉约翰,自己则走马上任美国驻华公使一职,敦请大清政府“修改向鼓之政策,组织一个能满足人民需求、符合19世纪进步潮流之政府”,并且希望英、法两国与美国一起向清政府施压。
美国公使当了没两年,怒气冲冲的伯驾就被总统召回。他的传奇至此戛然而止,之后不过是在华盛顿赋闲多年,直到去世。
1888年,伯驾与世长辞,他逝世那天恰是“中华博医会”成立50周年纪念日。半个世纪来,博医会下属的各个医疗机构已经为超过100万名中国病患提供了医疗服务,伯驾交给嘉约翰的医局已改名“博济医院”,是当时东亚最大的综合性医院;其下属的医学院,不仅走出了中国的第一代西医群体,更因崇尚科学与理性的精神,培养出康广仁、孙中山等新青年。
(《中国青年报》9.10 黄昉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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