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分子”沈昌文

　　但凡爱书之人，都知道沈昌文。他曾是出版界的旗帜，被誉为“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老人今年83岁，他回忆了与书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一生。

　　我是上海底层出身。3岁时，爸爸就去世了，从五六岁开始，我就寄人篱下。我妈妈给人当保姆，上海话叫“娘姨”。我跟着妈妈住别人家，一天到晚学的就是察言观色，所以我从小就很“识相”。

　　我始终记得祖母的教育：“要记得自己是好人家子弟”。我千方百计地寻觅补习的途径，使自己有一技之长。起先找到函授学校，通过函授学速记、学会计，后来又出门上夜校。曾经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我前后上了14所补习学校，学习了多种技能。

　　1949年，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我以为革命单位一定会欢迎我这个自学成才的工人。不料报考后回复我说，要的只是大学生。后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我自己刻了一个“学习报”的图章，说“介绍本报记者沈昌文前来应考”。我考得也不错，被录用了。1953年，单位查清了我的底细，决定开除我，但因为我自学俄语，翻译的俄文书出版了，领导觉得我是个人才，才又把我留下了。

　　1954年8月开始，我当上社长秘书。1960年入党。后来开始走上领导岗位。1986年三联书店重新独立，我担任总经理。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跟台湾建立了出版方面的联系。但是和台湾搞关系，当时的我也很辛苦。凭我在三联书店的级别，还订不到台湾报纸。邮局把台湾报纸归类成间谍报纸，香港的算反动，它比反动还厉害。我只能请台湾《中时晚报》的朋友，把他们报纸的文化副刊寄给我。这让我得到台湾的很多文化信息，不断有点新想法。我之所以知道引进漫画家朱德庸、蔡志忠、几米等的作品，就是从这些报纸上看来的。

　　至于香港方面，我得益著名新闻人罗孚。第一是介绍金庸先生给我认识，《金庸全集》的出版就仰仗于他。

　　后来对我不满的人说，沈昌文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在书店外面捡了大白菜，还在店门口捡了黄金。“菜”是蔡志忠，“金”是指金庸，那两套书给书店赚钱了。所以那也对，没什么了不起。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退休后，我找各种借口让自己还能混迹江湖。我到处“帮闲”，可以用恶劣的词语来概括我退休后的行为：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和文化人吃饭聊天，向他们表达衷心爱戴，然后，才能“盗窃”他们的智慧。在国营单位工作，当然不能贪污腐败，但是“盗窃”无形资产，借工作之便向有学问的人学习，那应当是合法的。“出卖情报”多半指给别人提供一些信息，开开座谈会，某些单位很客气，还给我一定数目的费用，于是我就在家里“坐以待币”。

　　但是，眼下精力衰退，连这些不良作为也做不到了。

　　很早之前，我就说自己是“知道分子”。第一，我没学历，怎么能叫知识分子呢？第二，我看现在社会上的讨论，对知识分子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关心社会，提出批评。我都做不到。我和一些老教授接触比较多，我发觉他们做研究真是费功夫，那必须挡掉很多事情，心无旁鹜。我看现在的人，不一定有这个心。但有一点比较好，就是现在出版业很繁荣，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无书可读的可怕。不管如何，书多了，总是一件好事。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4期 沈昌文口述 赵晓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