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批评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学院批评被叫响的时间是在1990年代，其中既伴随着批评家退守学院的进程，也回荡着对这种退守的委婉辩护。起初，它既有被动逃避的意味，也隐含着摆脱主流话语的企图和学术自律的诉求。然而，随着学院批评成为批评实践活动中最重要的样式，它的不足与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是体制化带来的问题。文学批评进入学院之中即意味着进入到一种学术体制之中，成为了知识传授和知识生产的组成部分，从而丧失了批评的激情、生机和活力。

    其次是专业化带来的问题。在专业分工越分越细的今天，与文学现场构成互动关系的学院批评，几乎已被当代文学专业所垄断。为了积累或巩固这一专业的文化资本，学院批评家往往借助于自己的专业优势和话语权力，为一线作家的所有作品叫好，为“当代文学经典化”造势，从而丢失了客观、冷静、公正的学院批评立场。

    再次是圈子化带来的问题。圈子化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其一是通过学院教师（他们通常都是教授、博导）的“传帮带”，致使学院批评形成一个个的“神圣同盟”。但这种话题常常远离文学现实，只是圈内人玩的话语游戏。更有甚者，其话题经“高大上”的概念术语包装之后，行文晦涩，文风怪异，渐成某种“学术黑话”，成为大多数人看不懂，甚至业内人士也颇费猜测的“密码语言”。其二是通过邀请学院批评家参加种种“研讨会”，使其进入“人情批评”和“红包批评”的圈子。在这种情况下，学院批评家就变成了为作品涂脂抹粉的美容师，学院批评也变成了为圈子服务的广告词。

    学院批评既然存在着以上问题，如何改进便成为摆在学院批评家面前的头等大事。

    （《法治周末》7.31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