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为什么批判宋庆龄

    莫斯科最初支持第三党

    1927年国共两党出现分裂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和跨党的谭平山等人开始酝酿组建第三党。

    第三党是介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个政党，其倡导者主张抛弃国民党的道路，也不走共产党的道路，而走第三条道路。“道路”主要指的是工农政策，特别是土地革命政策。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宋庆龄对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联俄的政策、分共、反共十分不满，于是同谭平山、邓演达一道加快了组党。因为孙中山使用过“中华革命党”这个名称，1927年夏，谭平山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左派联合会”时，也考虑这样命名即将成立的党。

    第三党的组党活动最初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先是经鲍罗庭帮助，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离开汉口，经香港前往苏联。后来，宋庆龄与陈友仁及其女儿9月6日到达莫斯科，也是一路受到热烈欢迎。在莫斯科，宋庆龄、陈友仁和邓演达共同商讨成立一个组织作为临时性革命领导机关。

    1927年11月1日，《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发表。宣言发表者使用的名义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共产国际试图利用宋庆龄

    可是，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向忠发等人“左”性大发，为了表示对斯大林和苏式共产主义的忠诚，他接连制造一个个针对自己同胞的冤案。

    1928年2月11日，向忠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交报告，说“中共正在分裂”，被开除出党的谭平山聚集了一批人在身边，反对中共。紧接着，向忠发使出杀手锏，为谭平山等人和他们正在筹划的工农党定性：反对中共，反对共产国际；是机会主义倾向。2月15日，向忠发再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这个尚处于酝酿阶段的十分松散的群体，定性为“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半孟什维克”性质。

    斯大林自然支持他的无产阶级战友，在一项决议中把向忠发使用的“半孟什维克”中的“半”字去掉，升级为“孟什维克”。再后，斯大林的观点载入了中共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内称“第三党”“工农党”是“要来削弱工农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共要“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宋庆龄的地位可想而知。

    1928年2月17、21日，宋庆龄给时在德国的邓演达写了两封信。邓演达回了一封长信，邓演达告诉宋庆龄的信息是：叶挺要来苏联；彭泽民来信中认为“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容易成功的”。邓演达建议宋庆龄或到日本或到德国面谋建党的事。这封信引起一阵波澜。

    为不让叶挺与宋庆龄、邓演达很快相见，斯大林再指示“利用”宋庆龄：“最好让她到美国去一两个月，做报告，发表演说，宣传苏联和中国。”至于宋庆龄在中苏国家关系方面，米夫主张“利用宋庆龄向南京、武汉和冯玉祥这三个中心施加压力，迫其恢复同苏联的关系”，还要她“大义灭亲”，揭露国民党领导人孙科、胡汉民、伍朝枢（当时在土耳其），和所有帝国主义报刊的反苏言论。

    宋庆龄受到批判

    莫斯科方面不再像过去那样支持他们组建第三党。1928年2月，共产国际就布下监视的密网，预防第三党的活动。宋庆龄的访苏，可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她是怀着对莫斯科的失望于1928年5月初到达德国的，在那里同邓演达一起围绕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钻研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并继续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建立。宋庆龄即使身处德国，也依然在共产国际的监视之中，处境也变得更加艰难。

    就在宋庆龄等人在柏林积极商讨组建第三党事务的时候，她的境遇更加恶化，共产国际知道她的影响力，她成了被批判的对象。1929年5月6日，宋庆龄动身回国，结束了在国外近两年的生活。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1935年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1947年再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沿用至今。

    （《世纪》2014年第4期 李玉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