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干部任前公示“招来”的举报,正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
今年5月,山西大同市原副市长靳瑞林,在被拟提名为市级正职领导候选人后被宣布违纪违法。无独有偶,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杨琨落马的导火索,据称亦是与人事任命相关。
有专家表示,升迁路上的“拟提拔期”,往往也是某些问题官员的“危险期”。曾有举报人表示,他们手中握有某官员多年前犯事的材料,但定要等到后者临上任前放出。在他看来,为避免“带病提拔”,“拟提拔期”的实名举报,对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的意义不言而喻。
由于“拟提拔期”的敏感度,对个别举报人来说,可能出于权力之争,也可能出于报复心理在此期间对官员进行“造谣污蔑”。调查发现,多个在“拟提拔期”被举报的官员,在“拟提拔”之前,舆论中没有太多“先兆”,至少没有公开的举报信息。这样的官员,一旦在“拟提拔期”受到举报,即使没被查出什么问题,但其升迁之路也因此受阻,个人仕途受到一定影响。
此外,也有长期受到民间诟病和举报的地方主官,却一度丝毫无恙,照样“升官”。多年前,杨琨曾躲过一遭“危险期举报”,该举报内容未被处理。风波过后,杨琨升迁,成为“农行副行长的后备干部”。
相关专家表示,这两种结果不禁引人反思,既要完善“拟提拔期”核实举报的调查措施,更应警惕“带病提拔”背后的种种成因。
(《廉政瞭望》2014年第14期 龚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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