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会变吗

    一    如果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候的中国人，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

    我们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1813-1860，法国传教士）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收有日本军人的回忆。日本指挥部在处死中国俘虏时曾经日夜提心吊胆，因为日本人经常以一二百人的小分队来屠杀上千上万的俘虏。日本人担心数千俘虏一旦暴动，即使手无寸铁，也会将行刑的两个日本中队杀得一人不留。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二    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的光芒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们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第四十八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三    说过了侠，我们再来看看儒。

    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及至朱元璋时代，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律”下，苏州才人姚润、王谟因征召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个性的空间。

    到了清代，儒生出身的大臣们更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乾隆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因此清代这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大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四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经常断流，已奄奄一息。

    今天的中国也许仍有人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