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

    一个叫峰洁的日本人在他写的《清国上海见闻录》里讲到，“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这些史料值得我们深思。

    从1894年7月爆发的甲午战争到现在已经120周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在战争与政治的背后，深蕴着的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传统特质。

    积淀久远的“皇国史观”与“八纮一宇”说

    “皇国史观”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精神主脉。此一史观认定：日本天皇制国体高踞万国之上，“万世一系”的天皇治下的“神国”日本，应当统领世界。此一意旨，正式宣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其思想渊源则伏笔千载之古：早在公元8世纪，以汉字书写的日本古典《古事记》（公元712年成书）、《日本书纪》（公元720年成书）中已有呈示。

    日本的“神国”论直接推衍出海外扩张论，而其中的观念联结便是“八纮一宇”说。

    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臆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日本最初的古典《日本书纪》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之安。”这正是“八纮一宇”的形象诠释。

    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大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宇”。

    践行“八纮一宇”的海外扩张

    作为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格言，“八纮一宇”决非徒快口耳的言辞，而是实行方针。自大和国于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即践履“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计划。

    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迫使朝鲜半岛人众为其臣民，并掳掠奴隶、布帛，后高句丽军击败倭军，倭王退回日本。

    6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新罗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村江之役”。惨败的日本认识到唐朝强大，遂有多次遣唐使的派出，士人、僧人学习先进的唐文化蔚然成风。这是日本学习强者、欺凌弱者的国家性格的一次完整表现。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平定战国纷争，握有一支久经战阵的武装，立即向外扩张。

    1591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锋指明朝，宣示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将北京周围十“国”之地献为御用。丰臣秀吉拟驻宁波，统治从东亚到印度洋的广大区间。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战败归国的丰臣秀吉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之际，日本刊行《日清战争实记》，连载坪谷水哉的《丰公朝鲜军记》（“丰公”指丰臣秀吉），该记的序文云：“天智朝以来1220余年间，我兵出国征讨，大收宣扬国威之效者，仅有两次：其一，是文禄、庆长之际丰太阁（丰臣秀吉任职太阁——引者）征韩之役；其二，是此次对清军的讨伐（指甲午战争——引者）。”

    可见，近代日本侵略战争，以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海外为直接先导。丰臣秀吉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幕府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乃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山鹿素行讴歌“忠节”“尚武”的《武教小学》《山鹿语类》，推尊为“武士道的宪法”，被近代日本军人奉为经典。山鹿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尤其是“集国学之大成”的本居宣长，将日本古书《古事记》描述的“天照大神”视为实有的帝王，称其“皇国之古道”为最高境界，追求以“神道”为代表的日本文化原始精神，反对儒家思想，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高倡“神国”日本统治世界。

    江户后期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佐藤信渊。他撰《宇内混同秘策》，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在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

    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之后，幕府被迫放弃锁国政策，先后同美、俄、英、荷等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陷入半殖民地危境，长州藩士吉田松荫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

    吉田松荫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奉行吉田精神，竭力跻身欧美列强行列，争取瓜分弱国的财富与领土。

    吉田松荫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

    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幕府派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写道：“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激发起高杉晋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与吉田松荫类似的幕末思想家不在少数，如桥本左内力主倚强凌弱，于1857年提出“日俄同盟论”，向俄国“乞求和亲”，集聚国力侵略朝鲜、中国。吉田、桥本等人的战略设计，为大久保利通等明治重臣所借鉴，木户孝允的“征韩”论，山县有朋的以中国、朝鲜为日本“利益线”论，伊藤博文逼迫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宣示的“侵华有理”论，皆师承吉田松荫和桥本左内。

    福泽谕吉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为启蒙学者，福泽力倡“文明开化”，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亦为题中之义。他力主学习欧美，与其“共进退”，同时把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的“恶友”，予以抛弃乃至侵凌，这便是福泽的“脱亚入欧论”。

    为着“脱亚”“侵亚”，福泽谕吉力倡穷兵黩武。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1887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从中世的丰臣秀吉，近世的佐藤信渊、吉田松荫，到近代的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已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作了思想铺垫。

    日本对发动侵略战争缺乏文化反思

    我在日本讲学几年间，考察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各种历史纪念地，发现到处充溢着对“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方胜利的赞颂与狂喜。这正是日本以侵略战争为荣的文化传统未获严正清算的表现。

    今天的日本右翼将讴歌对外侵略的文化传统推尊为“国粹”，丰臣秀吉、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等外战巨擘，被尊之“军神”，视为日本史上的英雄，受到顶礼膜拜；佐藤信渊、吉田松荫、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则是广受敬重的思想家，力倡侵华、侵朝的福泽谕吉的头像一直印在万元钞票上，十年前更换钞票图案，五千元钞和千元钞的图像都有变化，唯独万元钞图像仍保留福泽谕吉，足见朝野对福泽的高度敬仰。

    当下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昭显强化军力的诉求，并图谋构建围堵中国的包围圈，其间还潜伏着一种祸心：他们的军国主义前辈曾两度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现在中国和平崛起，气势不凡，今之日本右翼试图第三度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重新陷入弱国泥淖，供其凌辱。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勿入其彀。而深入辨析、力加批驳日本右翼坚持的恶质文化传统，揭示其荒谬性与危险性，是时人无可旁贷的职责。

    （《光明日报》7.21 冯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