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皮书”的出现与消失

    胡耀邦批示

    文革结束后，逐渐恢复正常工作的人民出版社不断收到学者和读者的来信，希望参照过去的“灰皮书”，继续翻译出版国外的学术著作。

    1960年代，为配合中苏论战以及“反修防修”任务，人民出版社曾与中共中央编译局合作，出版过一批“反面教材”，翻译出版了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言论集。这批书被称为“灰皮书”，控制印数、内部发行。这些供批判用的书，却无意中为当时的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尤其受到学者们的欢迎。

    1980年4月，由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和中央编译局局长王惠德等一致赞同，在国家出版局召开了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会上正式确定，翻译出版一套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由国家出版局统一领导，人民出版社牵头，中央编译局、中国社科院所属的马列所、情报所和苏东所、中联部七局、外交部苏欧司、北京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参加。

    来自这几家单位的十几位精通外文、有政治学术造诣的学者组成了“选目规划小组”，着手拟定书目。小组成员从近400本政治学术外文原版书中挑选了100本有代表性的著作，为每本书都撰写了内容简介，形成了《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书目<一百题>》的方案，由具体承办此事的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打印成册。7月18日，方案以人民出版社的名义，上报中宣部和国家出版局审阅，同时各寄了一份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胡乔木。

    没想到，三天后，该社就收到了胡耀邦的批示。胡在书目和简介上划了很多红线，在页眉处写下了很长的批示，并延伸到了两侧的空白处。他写道：我赞成翻译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

    而胡乔木没有做任何答复。

    26家出版社共同参与

    1981年1月，为落实胡耀邦的批示，经中宣部批准，在京西宾馆召开了由选目小组的全体成员和全国几十家出版社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这套丛书正式定名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书目进行了进一步的精简，删去5种，剩下95种。

    最后确定，由26家出版社共同承担出版任务。在北京的，除人民出版社，还有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地方的，则有上海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等。

    根据大家的意见，选目小组又补充挑选了72种，一共167种，分配给26家出版社。至1983年，选目中的书已经出版了64种，统一采用黄色封面，故有“新黄皮书”之称（老“黄皮书”指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封面上均印有“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作为丛书的标志。

    丛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这64种书中，影响较大的有：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所著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不破哲三所著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曾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的沙夫所著的《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意大利总统的纳波利塔诺所著的《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出版），等等。

    草草收尾

    进入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波及了这套丛书。2月，胡乔木对人民出版社提出了严厉批评。他称，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对青年有害，“我们是做宣传工作的，扩散这些东西，这不能不说是精神污染。”他还说：“出版社应当为党所领导的理论界服务。但是理论界脱离了党，我们就不能为他们服务。”他还对人民出版社下了一个论断：“人民出版社随便出书，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出版社。”胡乔木的批评在人民出版社和出版界传开后，众人皆惊。

    1984年3月31日，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近几年来全国翻译出版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1月，报告由中央书记处下发执行。

    报告下达后，选目小组解散，各出版社正在翻译和排印的书稿也统统撤下。至此，这套“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的出版工作，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24期 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