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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先行，将错综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图谱化，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于是乎，王朝的衰落乃至覆灭，人们不去考察其背后的深层次复杂原因，动辄将责任推卸到弱女子的身上，一句轻飘飘的“红颜祸水”，把帝王荒淫乱国的罪责解脱掉一半以上。
人们的思维逻辑很单纯，很笔直，之所以会有“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结果，就是因为帝王为美色所误、所伤。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其他的且不说，夫差在吴越争战中渐落下风，直至败亡，主要原因，应该讲不是迷恋美色、寻欢作乐，而是在于刚愎自用，昧于对战略局势的判断与分析，战略方向选择上犯下大错，没有趁着夫椒之战的胜利一举翦灭越国，过早地实施战略重心的转移，把“北威齐晋”、称霸中原作为自己追求的战略目标。而勾践的胜出，主要靠的也不是什么西施、郑旦的“美人计”，而是他能够彻底打破“军礼”传统的束缚，不按正常的游戏规则出牌，突破道德的底线，实现了越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可是，后世人们忽视这些历史本相，简单地将越国灭吴的主要功劳记到西施们头上，这真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由于自汉武帝时代起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思想文化战略，儒学遂成为长达两千余年的统治思想，其所倡导的价值观，也成为人们衡量道德、判断是非、区分善恶、认知美丑的根本标准。这同样是典型的历史简单化、平面化解读。
譬如，越王勾践完成灭吴称霸大业后，两个最重要的功臣范蠡、文种，一个见机而作，及时隐退，躲过劫难；另一位不能知所进退，恋栈留下，结果落得枉送性命的悲惨下场，印证了所谓的“兔死狗烹”的铁律。但是，事情并不如此单纯，范蠡被逼得泛舟五湖，弃官经商，文种遭遇残酷的屠戮，越王勾践过河拆桥、恩将仇报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却不是关键的原因。
细加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导致这样的结局之根本原因，是范蠡与文种的身份问题。范蠡，字少伯，其生卒年不详，春秋末年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文种也作文仲、字会、少禽，一作子禽，春秋末期楚之郢（今湖北江陵附近）人，著名的谋略家。
问题或许就出在他们身为楚人这一点上。春秋时期，列国纷立，争霸兼并无已，身为楚人的范蠡和文种跋山涉水来到越国，为越国攻吴出谋划策。由于范蠡政见卓荦，智谋超群，很快就获得了越王勾践的充分信任，官拜上将军，与文种一文一武，辅佐勾践经国治军。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越国转弱为强，在政治、军事上彻底战胜吴国，帮助勾践登上了“霸主”的地位。事成之后，范蠡挂冠归隐，泛舟五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一代巨商，世称“陶朱公”。
文种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深富韬略，并具有极其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然而，灭吴之后，文种却比范蠡少了政治上的敏感与睿哲，他自觉功高，没有听从范蠡的劝告，继续留在越国朝堂上为臣，终于牵动了勾践的杀机，喋血长剑，黯然谢世。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勾践内心深处对“外臣”“客卿”根深蒂固的疏离与排斥。文种的倒霉，就在于他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份上的根本局限，误以为自己在越国呆久了，就不再是楚国人了，以至于窝窝囊囊、不明不白丢掉了性命。
可是，历史上的典籍中，却很少注意到这方面，认为文种的死，同后来的韩信之被杀，多有相同处，于是就将他的死因，轻忽地归结为“兔死狗烹”这一点上，这不能不说是简单化、程式化评论历史人物的做法。
（《中华读书报》6.25 黄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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