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践的负面示范

    越王勾践是一位英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吴越两国的生死较量中笑到了最后。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越王勾践便成为了历史上备受肯定和推崇的正面人物。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韧性与坚强，乃成就大事的前提。于是，勾践就成了不屈服于命运，能够将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永恒象征，所谓的“胆剑精神”也被讴歌嘉许至今。

    但是，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任何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考察与评价，不能离开“知人论世”的立场，不能以“成王败寇”的功利主义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勾践的胜利，说到底是以突破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蔑视和毁灭公认的规则为前提的；夫差之所以大败亏输，身死国灭，同样是为他始终按规则出牌而付出惨痛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一味肯定越王勾践和绝对否定吴王夫差，在历史的价值取向上是会有问题的。因为它必然会导致价值观的紊乱和善恶观的颠倒，造成小人文化的猖獗和君子精神的沉沦。

    越王勾践的本性，从根本上来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狼子野心，蛇蝎心肠”。这种本性加上坚韧的毅力和出众的才能，对社会普遍道德观的破坏，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其危害之大尤其严重。应该说，勾践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毫不掩饰地释放了这种邪恶丑陋的能量，早在携李之战中，面对强大的吴军和身经百战的前辈吴王阖庐，他居然能剑走偏锋、匪夷所思地采取几近极端的招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左传·定公十四年》）在阵前让数百囚徒排成三列当众自刎，并趁着吴军将士目瞪口呆、惊魂未定之际发起进攻，一举而克，凯旋而归。这种做法充满着血腥与残忍，靠此取胜，显然是完全打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更让人切齿痛恨的是，越王勾践在后来的吴越角逐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出类似的招数，将阴险毒辣的小人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按照当时通行的“军礼”原则，“不加丧，不因凶”是军事行动的重要戒律之一，也就是说，不能乘人家国君新丧，正权力交接之时展开进攻，也不允许在敌对国家遭逢天灾、出现饥荒的凶年之时发动战争。不仅如此，敌对国家之间还有在凶荒年份互为救助的义务。这就是上古的“人道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伸到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很好地恪守了这种“救荒赈灾”的基本原则。当越国闹灾荒，向吴国提出了借稻种的请求时，毫不迟疑地满足了对方的愿望。可是，等到吴国遇上同样的困难，向越国借稻种之时，越王勾践竟然将稻种煮熟了之后再行出借。这使得吴国饱尝错失救荒赈灾的最佳时机，进一步加重灾难的苦果。这样的手法，显然不是正人君子干的事。

    相形之下，吴王夫差就吃亏在他内心深处，尚存留着一定的贵族精神之气息。作为一个统治者，他当然也不是什么善类，可吴国毕竟是泰伯、仲雍历尽千辛万苦所建立的国家，周礼文化的传统相对保留得较多。所以，在原则问题上，作为泰伯的后裔，吴王夫差还是能够按照既有的规则出牌的。“军礼”提倡“服而舍人”，“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孔夫子也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就是战争“善后”问题上的公认规则。因此，当夫椒之战大获全胜之际，吴王夫差对越王勾践没有采取赶尽杀绝的做法，而是按“军礼”的要求办事，放越王勾践一马，允许越国继续存在。

    问题是，吴王夫差的君子之举，遇上了像越王勾践这样彻头彻尾的小人，就显得完全徒劳，纯属笑话了。

    后人津津乐道越王勾践的“成功”“霸业”，只看到其“卧薪尝胆”、快意复仇的光鲜，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扭曲与历史的悲哀，也给后世作出一个十分丑陋的负面示范。

    （《光明日报》6.18 黄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