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9日,忽然得知天津最古老的商业街——估衣街即将拆除。我一时惊呆,无法置信。
我从小生活在这个城市,对老城和本土文化一往情深,所以我才能写出《神鞭》《俗事奇人》《三寸金莲》等小说。当听说要动老街,就像是动了我的根。
12月11日,我写信给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李盛霖,请市长关注此事。
然而,动迁工作已经开始。我们想从这快速启动的列车上抢救下濒死的估衣街可能性极小,但是我们要用行动来为这条老街留下些什么。
12月16日,我召集了一些志愿者,请专业摄影师将估衣街挨门挨户地进行摄像、拍照,收集文物。访问估衣街的原住民,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口头记忆。
这些事本来都应由当地政府来做,可文化与文物部门鲜见人至,这里还挂着一块“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这实在是一个讽刺。
12月26日,李盛霖到估衣街,并入老店“谦祥益”视察。我感到,希望之光熠熠又现。此后几个月,估衣街没有很大动静。
等2000年两会结束回津,3月16日市文化局通知,副市长主持关于估衣街地区改造方案的专家论证会。会上提出,准备把估衣街上几个重要建筑(大概是六所建筑),保留下来不动。当时有政府官员在会上说,开发商这次表现很好,为了要保护估衣街,少赚6000万元。然而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如果你想要把天安门拆了,但天安门不让你拆的话,难道能说少赚了100个亿吗?文物根本就不能拆。当然我支持政府保护性开发的观点,所有的开发都要在保护的前提下。
当时我以为估衣街好像要保下来了,便放心地去法国讲学了。然而到了巴黎之后,忽然接到消息,说天津有人说了,要趁着冯骥才不在赶紧拆。等我回来以后,整条街一片狼藉,就像打完仗一样。
我最伤心的是把估衣街上天津总商会遗址也给拆了。那是座很漂亮的木结构建筑,它是中国当世仅存的原汁原味的五四运动遗址。我站在废墟上,真哭啊。真是太可惜了!这儿也是周恩来当年活动的地方。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马骏,就是在这儿以头撞柱,欲以肝脑涂地的方式,唤起众商的觉悟,让他们罢市支持学生。最后,我们只抢救下来两根马骏当年撞的柱子,从工人手里,100块钱一根买下的。
我不承认抢救老街以失败告终,于是我又找到了一位负责城建的领导。
我告诉他天津人用了600年,在老城里凝聚和营造出的一种独特文化,不能叫它散了。现在,公家、私家、古董贩子都在趁乱下手。应该建一座博物馆,把这些东西搬进去!只要他给我一块地方,文物我来想办法。最后政府将老城东门里大街的徐家大院作为博物馆所在地。
我自己先花了几万块买回一些东西。然后又号召老百姓捐东西。这样谁把东西搁在博物馆里,谁就会把感情留在这个地方。没有多长时间,博物馆就全放满了,那些东西全是老百姓捐的,再没有一件东西是买的。
从保护天津老城开始,我写了很多文章批评“旧城改造”。我特别痛恨这个词。
我曾专门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批评这个口号。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听了一愣,问为什么。我说中国有一句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是不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叫古城改造或者老城改造,起码你知道老城还有一些东西,就得稍微重视一下。叫旧城,意味着除掉就是合理的。
当时李瑞环说:“这个词(“旧城改造”)就是我发明的,当时我们没有你们现在这样的觉悟,那个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在老城区里面实在生活太困难了,我急于改变中国的生活,所以就用了这个词。但是现在来看,你们文化界有这样的觉悟是好的。”我当时还跟李瑞环开了一个玩笑,我说:“冒犯了。”大伙儿都笑了。
(《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