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历代王朝在衰亡之时，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只有明王朝因为通货紧缩而走投无路。这也算是历史上的一朵奇葩了。
明朝太监的天量财富
清代有个历史学家，叫做赵翼，著有一部《廿二史札记》。在这部历史札记中，赵翼提出了一个定律：“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翻译成今人耳熟能详的说法，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意思。
在谈到明代的官场腐败时，赵翼列出了一个“贪官财富榜”，说这些贪官“其富亦骇人听闻”。上榜的有八个人，其中五人是太监，这也符合“贿随权集”的定律，因为明代是继汉唐之后第三个宦官擅权的朝代。
以时间为序，这五个财产惊人的太监分别是：
正统朝的权监王振，权倾朝野，百官拜会他，送的礼至少是一百两白银，送到一千两的人，可以获得美酒招待。王振死后被抄家，搜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
弘治朝的李广，被抄家时也搜出“黄白米各千百石”。当时的孝宗皇帝还不知道“黄白米”是什么，惊奇地问：李广一个人要吃这么多米吗？左右告诉他：黄白米只是隐语，黄米是指黄金，白米是指白银。
到了正德朝的刘瑾，贪污指数已是王振的十倍，百官拜见，至少要送一千两白银。刘瑾事败后也被抄家，籍没之数为“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
赵翼记录的数字还有些保守，按照成书于嘉靖初年的《继世纪闻》记载，刘瑾的家产是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
正德朝的另一名权监钱宁，被籍没家产时，搜得“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
还有明末的魏忠贤，权力指数在明代太监中可列榜首，虽然赵翼不知道魏的家产有多少，但根据“贿随权集”的定律，赵翼说，“其权胜于瑾，则其富更胜于瑾可知也”，魏忠贤搜刮的财富，不会比刘瑾的少，只会比刘瑾的多。
严嵩、严世蕃的巨额家产
除了前述五大权监，赵翼的“贪官财富榜”还提到三名非太监身份的巨贪，一个是正德朝的权臣江彬，被抄家时，也搜出“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三百柜”。
当然，说到明朝最出名的大贪官，不能错过嘉靖朝的严嵩、严世蕃父子。嘉靖朝没有大的权监，但内阁首辅严嵩一手遮天，擅权二十年，根据“贿随权集”的定律，严家吞下的财富量，是半点不让刘瑾、魏忠贤等权阉的。
这么巨量的财富，花是花不完的，严家也确实在拼命地挥霍，连家中的马桶与便器，都是用金银铸造的，做成了女明星的模样，“粉面彩衣，以阴受溺”。但银子还是挥霍不完，如何储藏财富便成了一个问题。明朝那时候，贪官们还不知道将财产转移到海外，存入瑞士银行。所以只能将银子屯积在自己家中。
严世蕃的做法是在家中挖地窖，“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围及底，砌以纹石，运银实其中，三昼夜始满”（事见晚明笔记《泾林续记》）。
问题是严世蕃屯积的银子并不仅仅一窖，赵翼说他有“十数窖”。在严嵩的老家分宜县，严世蕃还挖了一个更大的藏银地窖：“世蕃于分宜藏银亦如京邸式，而深广倍之，积土高丈许，遍布椿木，市太湖石垒垒成山，空处尽栽花木，毫无罅隙可剩，不啻百万而已。”
后来严氏在权力斗争中落败，家中“巨额不明来源财产”果然成了大罪证之一，有御史弹劾严嵩：“陛下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可支数年。”最后严嵩被削官还乡，严世蕃被斩首，严氏家产被籍没。抄家时，官府调派了十艘大船来运严家屯藏的白银，结果“载以十巨艘，犹弗胜”，大船还有些吃力。
贪官导致通货紧缩
明王朝中后期涌现了一大批巨贪，这些巨贪又屯积了大量白银，那么具体被贪官屯藏起来的银子有多少呢？据说明朝被闯王推翻后，占领北京的大顺军从官员府中搜出来的白银总数，高达六七千万两。
这仅是京官屯藏的财富，如果加上地方官以及民间土豪的窖藏，总数应该在二亿两以上。明末的观察者说，“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结果便导致“银力已竭”。什么意思？换成现在的话，就是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
明王朝在中后期之后，逐渐形成了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货币体系。这是因为，朱元璋原本打算以纸钞为法定货币，但纸钞很快贬值得不成样子，跟废纸差不多，幸亏明中期开始从美洲与日本输入大量白银，又碰上明朝经济复苏的时机，所以白银很快就成了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推动着明代商业的繁荣。
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有一个好处，即政府无法以滥印钞票的方式掠夺民间财富。但也有坏处，即政府对货币体系完全失去调控的能力。中国本身的白银产量非常少，白银货币的供应只能依靠海外白银的输入，据后人估算，整个明王朝，从海外流入的白银大约有三亿两，但到明末时，被贪官和土豪屯藏起来的白银却有二亿两之多，不发生通货紧缩才怪！
(《南都周刊》2014年第19期 吴钩)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