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中国,特点之一是,计划经济时的户籍制度仍然保留,但人口基本可以自由流动。于是,在资源集中的大中城市,形成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得不到迁入地的各种户籍所附着的福利、公共服务,还会被城市管理者甚至一些市民认为是负担。
其实,外来人口的贡献之大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作人口”,例如建材、家装市场基本都是外地工人,多少年来北京一直在大兴土木,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几乎都是外地农民工。“IT”“白领”无疑是知识含量高、技术含量高的职业,外地人也占相当部分。文化“产业”中的艺术家们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北漂”。所有这些“外来人口”,从胼手胝足的农民工、忙碌奔波的商人到前卫时尚的艺术家和白领,为北京创造了巨额财富。但他们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较“本地人”低不少。
外来人口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文化的创造者。北京如此,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大都如此。然而,某些城市管理者甚至一些市民不是把这些“外来人口”看作巨大的财富,不看作是本地文化的多元发展的资源,而是视为巨大的包袱,甚至看作是对本地文化的破坏者;不是把他们看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是视为本地资源的纯消耗者;不是把他们看作GDP的重要创造者,而是视为外来的“沾光者”甚至“麻烦制造者”,所以对他们缺乏必要的理解和尊重。在这种观念主导下的政策制定往往是“管、卡、压”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服务则匮乏得多。
总之,外来人口作为财富创造者和纳税人的权利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长久下去,必然影响城市和谐。
(《经济观察报》6.2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