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见到爱德华·斯诺登

    2012年12月1日，我第一次收到斯诺登的邮件，发件人以“辛西内塔斯”自称。这封信开门见山地写道：“通信的安全性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希望我使用PGP加密。PGP是一种用来保护网上交流和通信不被监控的工具。

    “辛西内塔斯”（下文简称C）的邮件并没有使我立刻采取行动——我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人提供的“轰动报道”的线索。

    三天后，C再度来信，要求我确认收到了第一封邮件。这回，我很快回复了：“我收到了，正打算着手。我没有PGP，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安装，不过会试着找人帮忙。”当天晚些时候，C发给我清晰的PGP安装指南。

    我仍然什么都没做。见我没有动静，C再接再厉，制作了一部10分钟的《教新闻记者使用PGP》。就这样，我险些与美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泄密案失之交臂。

    4月18日，我从里约热内卢飞往纽约。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时，收到了纪录片制作人劳拉·波伊特拉斯的电邮。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在我下榻的酒店的大堂见面。

    在劳拉坚持下，我们换了两次座位，确保没人能听见。劳拉从包里拿出几张纸，正是泄密者的两封邮件。劳拉告诉我，我们可能得立刻到香港去，见见信息源。

    一个能够窥视美国绝密文件的家伙在香港做什么？答案只有他本人能告诉我。

    那天，我和他在网上聊了两个小时。我从劳拉发来的邮件中获知，他急于向全世界公布美国政府的监听计划。但是，他想达到什么效果呢？“我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于隐私、互联网自由和国家监控的讨论。”他说，“我不担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我已经接受了我的生命很可能就此终结的设想。我在做正确的事情。”他说，他已经写了一篇东西，打算在公布自己的泄密者身份后在网上发布。那是一篇保护隐私、反对监控的宣言，希望各国网民附议，以显示保护隐私是全球心声。

    “我惟一的恐惧就是，”他说，“人们看到这些文件，耸耸肩就过去了，我害怕他们会说‘我们对此毫不关心’。我怕白白牺牲了我的生活。”

    “我认为那样的事不会发生。”我向他保证，可就连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确信。

    劳拉和我抵达肯尼迪机场，登上前往香港的班机后，她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U盘。“文件，全部。”

    接下去的16个小时里，我不间断地阅读，只看完了一小部分。当飞机在香港降落，有两件事我非常确定：第一，这位泄密者有政治敏锐度，能够识别出重要的文件，他也很理智，挑选、分析和描述几千份档案的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二，他是个典型的泄密者，如果泄露保密机构向国会公开撒谎的内容还不算泄密，那还有什么算呢？

    飞机落地前，我读的最后一份文件写着“自我陈述”：

    “我知道我会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让这些信息回归公众意味着我的末日……我曾经目睹过政府最黑暗的角落，我知道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光明。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 社保号码＊＊＊＊＊

    CIA化名‘＊＊＊＊＊’”

    （《青年参考》5.29 格伦·格林沃尔德 张慧/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