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群租房里的年轻人

    几年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曾因研究北京的“蚁族”而出名。这一次，在他所进行的“北京市青年住房状况调查”中，有52.1%的被调查者在北京租房。他们付出的平均月租金是1993.4元，占家庭人均月收入的37.1%。重压之下，很多年轻人被迫选择了并不被政策允许的“群租”。

    一年攒不下一分钱 

    彭慧有29位室友，她们共同的“家”是一套约14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房子已经被改造成4个卧室、1个小厅、1个厨房以及两个卫生间。4个卧室里分别住着10个人、8个人、6个人和6个人。

    1992年出生的彭慧并不习惯把这间群租房称作“家”，她的家在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即便性格开朗，彭慧与室友也甚少交谈。睡一觉再睁开眼，对面的床可能就换了新人，这些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女孩有时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和她身后的故事。

    彭慧一天的工作是从早上8点50分开始。因为群租房内要排队洗漱，她通常会在早晨7点钟起床。卫生间的水龙头坏了，整个房间出热水的水龙头只剩厨房一个。所以大家只能在洗菜池子上面洗漱，“最恶心的是池子经常堵，所以老是就着油花、面条、菜叶子洗脸……”房间只有一面穿衣镜，宽度不到半米，每天早上姑娘们都得排队照镜子。

    一番折腾，彭慧走出家门，走向崇文门地铁站。她是一家地产中介的销售，每天都要打上两三百个电话，约客户、约业主、谈价格、看房子、回访……打仗似的一天在晚上10点30分结束。

    彭慧没有周末的概念。公司让每周休1天，但这宝贵的一天并不完全属于彭慧，客户和业主仍然会不断打电话给她，她依然需要像工作日一样往外跑。

    在中介公司忙碌了一年，彭慧的身体开始发出警告。早晨经常被胃疼叫醒，后来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导致的胃溃疡。因为身体上的不适，彭慧辞掉了工作。

    “说实话，我不喜欢北京。节奏太快，消费水平又太高，一个月不挣八九千元，很难过得舒服。换个二线城市，一个月挣个三四千，已经过得很好了，还能攒点儿。”

    在北京的一年，彭慧没有攒下一分钱。每个月的平均工资有4000元，除去房租900元，每天吃饭七八十元，下班晚了还要打车，一个月的薪水所剩无几。

    这间群租房令租户满意的地方是租金可以月付，甚至可以天付，每天38元或是一个月900元，如果连付3个月的话还有折扣——但彭慧在这里住了一年，却从来没有连付3个月，因为付完就没钱吃饭了。

    彭慧深谙北京租房市场的价格：三环以内最差的次卧也要1500元；出了三环能便宜两三百元；四环以外五环以内1000元。900元想要租一个单人间只能到五环之外了。

    这么惨的“包吃包住”

    “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我们班当初一起来的30个同学，如今只剩三四个。”第一次来北京实习时，彭慧就见识了首都的包罗万象。

    彼时的她在中国美术馆实习，做服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告知游客不要碰画、不要吃东西喝水。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5点，站两个小时休息半个小时。包吃包住，每个月拿到1900元补贴。

    彭慧回忆，从没见过这么惨的“包吃包住。“她和另外17个人住在一间40平方米的地下室。正值北京的冬天，地下室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

    大部分时候，彭慧需要掰着手指算钱过日子。在交完所有费用之后，彭慧的手里只剩800块钱，公司只提供午餐和晚餐。彭慧从来不吃公司的菜，只吃米饭。有时去早市买些咸菜，就着米饭一起吃。晚上的时候，彭慧从食堂拿两个馒头，花10块钱买一盒8个的咸鸭蛋，还有老干妈辣酱。后来发工资了，彭慧想要改善一下伙食，买了个“双夹”煎饼果子——就是夹了鸡蛋和火腿。

    辞掉工作后，彭慧正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因为没有本科学历，她对于找工作略显迷茫和无能为力。“北京只适合挣钱，不适合居住。长远的打算还是回老家。”

    “一点儿生活质量都没有”

    李可很少对这座城市投入感情。在这间群租房里她总是显得焦躁而愤怒，与这里居住的医院护士、来京实习大学生、推销银行信用卡的职员不同，李可在北京已经工作了三四年，自称是培训学校的副校长。

    不久前，这间房子刚刚被人举报过。在电梯里也时常有邻居向租客们打听，房间里是不是住了很多人，租客们往往讳莫如深。令她们头疼的还有小区的大门口，由于需要刷卡进入，没有卡的租客们，只能等着别人进出的时候跟在后面。“有时候人少，远远看到前面有一个人要进去或者里面有人出来，我都要急匆匆跑过去，趁门开了跑进去，有时候实在里外都没人就只好等着。”一位租客说。

    晚上大家下班回来，洗衣服做饭洗漱聊天，群租房内开始进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光，李可嫌吵，直接在客厅贴了张告示——晚上9点以后不准在客厅聊天说话，可是这似乎并不奏效。晚上11点之后，洗澡声、马桶冲水声、洗衣机转动声、打电话聊微信声不绝于耳。有人熬夜工作不肯关灯，连带着噼里啪啦敲击键盘的声音。

    尽管时常带着愤怒，李可还是不愿意搬走，她曾有过复杂又曲折的租房经历。“被中介骗过、遇到过难缠的房东、因为工作调动为找新房子急得团团转……”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中，仅有26.3%的人表示在租房过程中未遇到权益受损问题，33.3%的人表示自己曾经遭遇房东临时清退，且无补偿，41.3%的人表示自己曾遇到租金不按合同随意上涨的情况，更有43.8%的人表示自己曾遭遇过黑中介克扣甚至骗取中介费。

    李可的同事有在燕郊买房子的，“上下班要两个多小时。”李可在一周一天的休息日整理着衣服，“只为活着，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她将叠好的衣服放进旅行箱，群租房内没有衣柜，李可就准备了4个旅行箱，一个大过一个。

    李可说自己的目标还没有完成，所以不能离开北京。她觉得这座城市过于功利，在嫌弃的同时，自己也成了它功利的一部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6.4 杨杰 郝如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