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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不少舆论认为，出现不平等是由市场经济制度使然。自然，解决问题的方向是扭转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这是把相关、但并非因果的两类关系混在一起了。就像睡觉和失眠在同一时序发生，二者具有相关性，但睡觉不是失眠的原因。
必须区分社会差别和不平等
讨论不平等的前提，是甄别社会差异和不平等的区别。在我看来，前者到处存在，不仅无法消除，而且还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乃至社会服从的秩序之源。更努力的人获得较多，不够努力的人获得有限，这种差别是一种需要消除的不平等吗？举个例子，诊断和治疗者，与护理工作者承担同样的风险和责任，并获得同样收入，这样就合理吗？我们可以有多种理由回答这些问题，但事实是很多社会差别被当成不平等了。如果把差别看成不平等，就会把可接受的当成不可接受的事情来反对。如果我们同意，对于三个具有不同责任和付出程度的人，要求他们“平等”收益、共担风险、均化贡献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就必须区分社会差别和不平等。
市场经济使平等向更广阔的人群扩散
一些市场程度更高的地方，社会平等不见得比市场程度低的地方更糟，所以市场经济不一定是社会平等的敌人。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和现在做一些对比的话，不难发现两个时期的社会机会结构有很大不同。和那个时候相比，现在人们的可选择性大大增加了，比如迁徙，人们可以改变住所，改变你住的地区，改变你的职业，选择你要上的学校，所有这些方面的自由程度都增加了。这意味着人们的依附性减小，自主性增加。大家有目共睹，很多普通的人、缺少资源的人利用新出现的机会结构，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摆脱了贫困。
而在从前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从前只有一种人占据了有利的结构位置，有比较通畅的上升机会，那就是干部。再分配体制中的所有资源，都由有权力的人掌握，如果你不进入到干部的阶梯里面，你一生都不会有大的变动。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资源从再分配者的控制中进入到市场，普通人可以通过劳动和能力竞争获得资源。这样就有很多原来从不具机会的人，比如农民、手工业者、普通的市民，都开始有了变化的机会，他们有的改变了身份，进入到社会其他行业，有的变为商人。这种机会结构的开放，导致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也开始了。因为自主、自由和选择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即使更多的产品通过市场竞争出现，更多的人可以购买原来只有少数人享用的商品，它同样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那就是，通过开放竞争，开始破除对资源的权力垄断，使更多的人可能接触和利用这些资源。
这不正是平等在向更广阔的人群扩散吗？虽然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如果我们用比较的眼光，用历史的眼光，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市场经济改革通过释放选择权而加速了机会的平等使用。而选择权的平等化普及，正是人们普遍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人们对差异的接受度与财产是如何来的有关
通过调研发现，人们可以接受的差异，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尤其关键的是，他们的接受度与财产是如何来的有关。比如篮球运动员姚明，他的收入不得了，并非常人可及，但受访人认为这种差别是公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像他那样打篮球，我没有他这样的能力，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回答的。然而，有一种富有却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就是他的收入不是依靠他的能力，而是依靠他的地位、权力和关系，总之是依靠自由竞争之外的手段，依靠无法公开、不透明的手段来获取。由于一些不平等的制度，比如身份体制给予他特权和特有机会，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收入，即使差别不那么大，受访人也都不接受。所以差别和不平等，他们区别得很清楚：依靠能力获得的，正当；依靠垄断资源和权力获得的，不公平。
虽然市场经济激发了能力竞争，带来了一些收入差别，但人们心里都清楚，这些差别不等同于不平等，因为后者是由于不公正的制度——没有成功限制对资源的垄断造成的，而非能力差别使然。不公正的制度可以和任何一个经济形式同在。
（《社会科学报》5.29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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