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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镇化，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解决农民工进城的问题。刚刚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有明确的表述。
此规划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强调以人为本，即在中国特色的户籍管理体制下，怎么解决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新型城镇化就是实现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现在两万多个城镇、658个城市，城市规模前所未有的大，每年还有两千多万人口进入城镇。这些城市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对于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很重要。如果走粗放式的，会导致城镇化成本大幅度增加，也会导致城市吸纳人口能力下降，甚至排斥人口进入。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原则都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操作路径。
从改革的突破口来看，户籍制度改革相对容易。国际上城市发展有规律，例如中国香港，外来人口居住七年就可以拿到常驻居住证；美国对移民一段时间有大赦。在可控前提下，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几点，一是设定条件，至少可以把大部分居民转成城镇户口，这可能会对城镇户籍居民带来损害，但是他们不会因为这个事儿跟你过不去，只不过自己利益损失一点，另一方面也是极大利好的释放。两亿多农民也不是一次放开，至少放一部分，这个利好可能会得到社会认可，至少在公理上、社会道德层面上，这些决定是受拥护的，你给了他们最终选择权。
推广农民工业园区。土地制度改革也不是绝对不能做。80年代成功经验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发展靠低成本，包括低劳动力成本、廉价土地和低环境成本。我们现在再想通过征地方式发展工业，面临的土地成本是政府不能承受的。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一批地方，比如在广东番禺和四川都有村集体办的工业园区，管理非常好，资源配置极其合理。这些工业园区成本很低，不用拆迁，也不用补偿，还可以继续承担工业的低成本。有一些集体通过招标的方式引进人才对工业园区管理，农民自己承担工业园区效率会大幅度提高，也会大幅度降低行政成本，就不会像政府花钱那么浪费。
如果我们推广农民工业园区，把这个权力交给农民，农民直接和企业谈判，政府只是规定不能干什么，包括对环保加以限制的话，那么这种低成本状态至少可以维持十年、二十年。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这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设市，实际也是还权于基层政府的好做法，增加城市平等竞争的机会。当然很难说现在一下子搞自治，可是把一部分地级权力下放到县一级，把县一级权力下放到特大镇这是可以做到的，现在省管县已经做到，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地市行政层级逐渐取消，回到以前的三级管理，然后把地市合体，把城市和行政区域分开，把整个行政管理层次由五级回归到三级，减少中央到地方管理的层级？这是世界所有国家的一种发展趋势。
行政体制改革可以增加中小城市活力，竞争过程中城市的活力在于它具有平等权力。我们团队去河北白沟镇做调查，白沟曾经是一个黄土泛滥的地方，是一个低成本发育起来的城市，经过二三十年发展，已经有15万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这15万人会过得很好。但是现在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地方政府想既然现在发展那么快，就提高其行政级别，搞副地级的行政中心，还要把周边几个县市划给它管，那意味着它要增加很大一块行政成本，那这个城市未来就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怎么降低城市发展成本，怎么增加城市的平等发展机会，通过调整城市发展模式，通过经验的推广，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更多让现在的干部足够了解城市发展的路径、治理的路径和规划管理的路径。
这是长期的过程，不能指望所有的改革在一夜之间实现。我们30多年把国外几百年城市化的矛盾积累起来了，需要逐步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第18期 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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