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之脉

    父亲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

    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我手里:“你明日早起去上学。”又说：“你跟你哥伙用一只砚台。”

    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我大为惊讶，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到和我的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会写一手好字，我最初的崇拜产生了。

    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会写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一副副新春对联。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 父亲舞笔弄墨的情景，隐隐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

    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写作《白鹿原》的六年时间里，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为村人继续写迎春对联。每当造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村人就来找我写对联。这当儿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

    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便是写字，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村人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

    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

    我供给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也颇不轻松，然而比父亲当年的艰难却相去甚远。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他的耐劳他的勤俭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

    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

    (《齐鲁晚报》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