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日记中的大饥荒

    1960-1961年，全国普遍处于饥馑状态，史学家顾颉刚虽然是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但要吃饱饭并不容易，他此时的日记里留下了大量对付吃饭问题的记录。

    政协文化俱乐部吃顿好饭

    《顾颉刚日记》对吃饭的记录集中在1960、1961年，尤以1961年最为突出。周恩来在讲话中说这次灾荒是“特大灾荒”，顾颉刚一家六口，要想吃饱饭是不容易的事，“家中买不到菜，粮票亦不足，本决定到高级饭馆吃一次，以其不用粮票也。然萃华楼五人之菜二十二元，故只得到俱乐部吃晚饭，付粮票一斤，静秋饿了肚皮回家。”妻子张静秋为了让孩子和丈夫能多吃点,宁愿自己饿肚子。

    顾颉刚能在政协所办的文化俱乐部食堂吃饭，然而也让人气馁，“湲儿初愈，静秋要她吃一顿好饭，于上午十时半携至文化俱乐部，则已在排队，轮至静秋时无菜但有汤矣。供应紧张，即此可知”。

    由于政协委员携带家眷过多，更根本在于物质减少以致供应紧张，文化俱乐部餐厅改变了章程，规定每位委员只许带一人，每餐一位客人消费二元八角或三元五角。但面对普遍的饥馑，这一规定并没有真正贯彻。

    卖书卖古董

    此时更为严重的问题出现，妻子张静秋与儿子顾洪已经浮肿。不久顾颉刚也出现浮肿症候，以致朋友冯家升两年不见顾颉刚，一见之下说出“您瘦得不认识了”。

    面对吃饭的困境，顾颉刚采取的措施第一是卖书。此时卖书已不值钱，顾颉刚所出售的汲古阁《十七史》、阮刻《十三经注疏》因书籍本身有缺陷，每册仅卖一二角，且微薄卖书所得很快就花完了。其次是卖古董，“五四年由苏携来之先父所遗瓷器约二十件，请陈万里代为介绍于韵古斋，期得善价，不料今日施君来，谓皆是近数十年中仿制，仅可售与国际友人，无一可送至博物馆者，代价仅八十余元耳，为之气索。”

    幸好还有国家补贴。1960年10月1日张静秋给顾颉刚的信，“政府对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供应从8月起每月4斤肉、3斤蛋、2斤糖、2条香烟，保证无缺。”但从顾颉刚此后的日记看，这样的补助待遇并没有持续下去。

    为吃疯狂

    除了个人能想到的缓解饥饿的方法外，国家层面的措施亦在实行。首先是推广代用食品，1960年11月10日谭震林副总理讲若将橡子、玉米芯、玉米叶加工后就可充当粮食吃，并且能提高营养。其次是政府推行“劳逸结合”的办法，将城市人口遣散至农村，让大家静养生息：“迩来各机关坚决执行‘劳逸结合’办法，减少开会，保证休息。”

    当想方设法还吃不饱饭成为现实，各种奇事也就层出不穷：“教授偷老玉米，红领巾爬墙偷枣，此皆近日新鲜事也。保姆管做饭，又安得不偷米乎！”

    最夸张的是连动物都同类相吃，顾颉刚家中所养之鸡久不下蛋，经观察发现：“所下蛋自己吃了。即此可知近日食物之紧，直使家禽亲食其子。至猫儿之呜呜向人索食，或突跳至桌上与人抢食，不待言已。”

    （《南方周末》5.8 朱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