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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时意外不断
1949年9月14日，在成都黄埔军校大操场上接受检阅的第23期学生，面对站在检阅台上的老校长蒋介石，心中并没有理所当然地生出荣耀和自豪感。
长期的军事训练保证了检阅方阵的次序井然，但却不能保证意外不会发生。当军校炮科方队开来时，一台榴弹炮牵引车在蒋介石的检阅台前方戛然熄火。驾驶员忐忑不安地下车抢修，但更忐忑不安的是指挥官——从年初开始，中共渗入军校的传言就已甚嚣尘上，谁能保证这不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行刺活动？肃穆的队伍开始出现乱象，学生在窃窃私语：这是否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国府对中共的作战到此为止？
这一情景不由得让人想起3个月前庆祝黄埔军校建校阅兵典礼上发生的意外——悬挂在蒋介石铜像后面的青天白日旗，自己断线坠落下来，这是否说明国府气数已尽？炮车被拉到场外，阅兵继续进行，但人心已经开始涣散。
现实境况也与此遥相呼应。尽管军校学生只能阅读几份官方口径的报刊，但再迟钝的人也可以从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沦陷”“转移”等字眼中读出大势已去。就在阅兵这一天，衡阳失守，湖北全失，绥远、宁夏、青海已全部落入中共之手。
即便如此，意外仍纠缠着这个被失败包围的领袖。当蒋介石讲到很多昔日的黄埔学生背叛自己，希望这些学生能“继承黄埔精神、剿灭共匪”时，假牙突然从嘴里脱落出来，掉在地上，这引起了台下的一片愕然，蒋介石仓促下台。
共产党来了
1949年10月6日，军校校长关麟征宣布正式将校长一职移交给张耀明。一些心思敏感的学生从这两名校长的姓名中听出了不祥之音——“关张”。
无论是关麟征还是张耀明，都没有想到，将四川三面包围的共产党，已经悄然渗透到军校之中了。
当关麟征在1949年7月第一次见到徐幼常时，对方黄埔军校5期的出身，曾在关麟征任师长的52师下任职的履历，及与关麟征私交甚厚的老部下姚国俊的推荐，都让关麟征感到同志般的信任。于是，关麟征便没有过多地思考徐幼常是从已经投降中共的北平来的这一点“前科”，很快将他安排在军校训练班。
然而不久，一些关于徐幼常有可能是共产党的风声开始传入关麟征的耳朵，关心生疑虑，让徐不要在军校内活动。但当关麟征离开后，姚国俊又将徐举荐给张耀明。直到姚国俊以“全家性命”向张耀明担保徐幼常不是共产党，张才勉强同意徐作为新招收的24期新生的队长。
最清楚自己是不是共产党的，只有徐幼常。1949年1月，傅作义举北平向共产党投诚，也有徐幼常背后的一把推动。之后，徐幼常主动提出利用黄埔军校的老关系，到成都军校进行策反工作。就在徐幼常为策反军校奔忙之时，共产党的南北两线大军，已经开始了西南大进军。
最后一次检阅
12月3日，成都黄埔军校再一次迎接他们的老校长蒋介石的到来。
在担任这天值星官的李邦藩的口令声中，青天白日旗在全场的注目下冉冉升起，但事故再次发生，绳子从中间断开，国旗坠落。很多人事后相信,这是中共地下党为瓦解士气暗中做的手脚。在做完简短的讲话后，蒋介石目视检阅了每列学生，并与队列中排首、排尾的学生握手，许多人禁不住声泪齐下。
12月10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开始办公。此时，刘文辉、邓锡侯已经与中共谈判好投诚条件，蒋介石将是他们表达诚意的献礼。下午两点，刘文辉所部准备扣押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开赴成都黄埔军校附近。侍从请蒋介石从后门出，蒋介石当即拒绝说：“我从哪个门进来，也要从哪个门出去！”在从容祷告之后，他与长子蒋经国一起合唱国歌，步出学校大门，在新津机场登机逃往台湾。
向共产党投诚
在此情况下，学校开始迁校。12月4日，黄埔军校23期第1、第3总队组成第一梯队，由萧平波、李永中带领开始撤离成都市。第2总队也和刚刚招收的第24期新生总队1000余人，组成第二梯队，在总队长李邦藩的带领下撤离学校。但担任第24期新生队长的，正是中共潜入军校的特派员徐幼常。
徐幼常已和中共派来的唐新民商量好，要带领他们集体投奔共产党。在长达十余天的辗转迁移，甩开李邦藩后，徐终于在12月21日将第24期学生带到安仁附近的苏场，宣布向共产党起义投诚。这是向共产党投诚的第一批军校学生。第一梯队，则在胡宗南的乱军和共产党游击队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李邦藩在前往大邑途中与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遭遇，并在交火中阵亡。这支残队，后来在萧步鹏的率领下退返学校。当他们回到学校时，发现蒋介石铜像已经被拉倒在地，学校图书馆里的珍贵藏书和军事地图，则成了周边居民烧火的引纸。
12月24日，听闻校长张耀明飞往台北的消息后，第一梯队的学生感到危机即将降临。次日，李永中带回了新的消息——他们被要求列队欢迎解放军正式代表张汉初。原来，李永中已经向中共拍发了投诚电文。随后，李永中要求大家摘掉青天白日帽徽，告诉学生们“今天，我们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
（《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0期 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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