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兔：一个慰安妇的“最后”时光

    1995年起，山西16位幸存“慰安妇”代表分三批起诉日本政府。其中，张先兔参与了1998年的那次。十几年中，不断有慰安妇含恨离去，如今，88岁的张先兔成了这批老人中的“最后一个”。

    苦命人

    时间剥夺了张先兔顺畅表达心迹的能力，但一个日子老太太记得清楚，“1942年正月初二，正过年哩”。那天，是她被日本兵掳走的日子。

    关于70多年前那段经历，只能由老人早年的一份口述补全：

    1942年农历正月初二，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悦中，我春节前几天刚刚新婚，所以尤其高兴……才起床，日军冲进我家，叽里哇啦拉上我就走。我男人当时只有13岁，过来拉住日本人求情，一个日本兵端起刺刀就要刺他……

    张先兔3岁丧母，自小被后妈许配给小她3岁的丈夫，日军抓她时，丈夫被刺刀吓傻，之后几年都不会说话。张先兔在日军据点里呆了20多天，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病，被家人赎出来时，婆家人不搭理，她在娘家养病养了一年多。

    “去日本，讨公道”

    静默了半个世纪，转机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彼时，民间掀起对日索赔潮，许多侵华战争的受害者通过各种渠道对日方追责。

    李贵明首先想到了张先兔。今年59岁的李贵明和张先兔同村，是山西一位“慰安妇”民间调查员。1993年，他第一次找到张先兔，“但她什么都不肯说。”

    直到有次说，“你就真的咽得下这口气，把受的罪都带进棺材？”张先兔才松了口，那是1994年，李贵明已找了张先兔不下20次。

    2000年，张先兔第一次赴日作证。“去日本，讨公道。”张先兔一直有肺气肿的病，常常一句话说不完就要停下来，被问到14年前唯一一次出国经历，她喘着粗气。

    “到底值不值啊！”

    从日本回国时，李贵明去机场接张先兔。“她说在那边很顺利，日本民间很多热心人士帮她。”

    志愿者张双兵也觉得，张先兔是老人中相对乐观的一个，“总觉得官司肯定能赢。”然而现实是，老人们三次自揭伤疤的勇敢，最终却都没等到期许的“公道”。

    “败诉对老人们的打击很大。”张双兵说，她们背着恐惧和屈辱活了一辈子，晚年终于把隐藏的秘密说出来，她们都是在赌。

    李贵明记得，张先兔曾自言自语，“到底值不值啊，官司没打赢，名誉也没了。”

    张先兔和老伴儿跌跌撞撞走过一生，育有两子。小辈们也很孝顺，李贵明觉得，张先兔之所以问值不值得，很可能是觉得，自己原本可以有个更为平静的晚年。

    上天似乎想让张先兔把世间的苦楚都尝个遍，50多天前，张先兔64岁的大儿子因病去世，老太太的精神一度垮掉了。“我活得太久了唉！”

    “最后一个”

    这阵子，老太太也大体知道，自己成了“最后一个”。

    张双兵等志愿者们最怕的，就是时间；但有的时候，他们又相信时间，“时间总会给历史以真相。”最近，一位已故“慰安妇”的子女正在收集相关材料，准备代替母亲展开新一轮的诉讼。路很长，不好走，但即便老人离去了，她们后代对“公道”的诉求还没有放弃。

    有一种痕迹可以看出，张先兔老人也没有放弃，每当有诉讼团的姐妹离开，逢人来看望，老人总会说“这些老太太死得不服气，心里还有怨有恨呢。”

    每当张双兵跟她“汇报”诉讼进展时，张先兔总会说，“双兵，你要坚持啊。”

    这十几年里，张先兔的小屋中从不缺乏人气，后人们尽力不提起，尽力让老人的余生减少压力。张先兔的孙女也说，看到年轻人造访，老太太也欢喜，她会拉着小一辈的手说，“谢谢你们来看我”。

    临告别时，她最常说的一句是“你们要记住历史，帮我们把路走下去。”然后送到门口，远远地挥手。

    （《新京报》5.12 卢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