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迎宾礼仪改革回顾

    大规模、高规格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中国对外交往范围有限、经验不足，认为高规格、大规模是对国际友人真诚友好的表现，所以在接待贵宾时，不惜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

    这在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时达到高潮。1956年国庆前夕，中方派专机把苏加诺从蒙古的乌兰巴托接来，副外长和礼宾司长出国前往迎接。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时，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120多人前往机场迎接，机场组织群众1万多人欢迎。毛主席陪同苏加诺总统乘敞篷汽车，从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长达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陈毅副总理等陪同苏加诺访问了沈阳、南京、上海等地，均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上海夹道欢迎的群众多达50万人。

    干扰与改进

    这种大操大办的做法，造成了浪费，滋生了形式主义和繁文缛节，因而引起中央重视。1964年至1965年，外交部进行了一系列礼宾改革，如群众夹道欢迎规模适当压缩、取消机场讲话及仪仗队分列式等。

    不过，这种礼宾改革势头很快被“文革”打乱。一些正常迎宾规矩，如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鸣放礼炮欢迎国宾礼仪，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货色”予以取消。同时，又号召“立四新”，到处悬挂毛主席像，把《毛主席语录》作为珍贵礼品送给外宾。

    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应邀来访。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位外国元首来访，接待活动突显了浓厚的“文革”色彩。例如：在我方派出接送卡翁达总统一行的专机上，机组人员为客人表演了歌颂毛主席的文艺节目，向赞方客人赠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红卫兵向客人献花，并当场背诵一段“语录”；卡翁达总统检阅的是陆、海、空以及民兵、红卫兵组成的“五军”仪仗队；欢迎宴会厅正中悬挂的是毛主席画像（一向是悬挂两国国旗处），而把中赞两国国旗挂到画像对面。幸亏赞比亚贵宾对我国十分友好，并未在意我方那些非常规的“礼仪”安排。

    1972年12月，外交部召开会议。周总理在极为困难的时刻，采取果断措施，遏制外交系统的混乱。

    迎宾改革逐步完善

    “文革”结束，特别是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我国外交事业空前发展，迎宾礼仪改革势在必行。主要改革措施包括：

    停止提供专机。提供专机不但花费多（上世纪70年代，我国往返非洲的一架专机，至少要花费60万元~70万元外汇人民币），而且我方还需承担专机安全责任。当时，我国觉得亚非国家友好，都是穷朋友，要求派专机不好拒绝。鉴于70年代后期，世界民用航空业已四通八达，我国再提供专机似无必要。

    控制国宾访华次数，并对在华食宿、交通、免费招待人数和天数等做了限定。

    压缩仪式规模，减少出席人数。自1978年10月1日起，停止邀请来宾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驻华使节参加欢迎仪式。外宾离京时，不再举行仪式，改由我国领导人前往宾馆话别。另外,自1989年1月起，不再安排少年儿童和青年队伍参加欢迎仪式（2013年恢复安排80名少年参加）。

    欢迎仪式由机场、车站移至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不仅凸显了欢迎礼仪的政治含义，也节约了迎送人员的时间。

    礼仪项目不断创新

    进入新世纪，外交部对迎宾礼仪进行了全面、科学规划，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增加和创新了一些礼仪项目。

    例如，在机场增设礼兵列队迎接贵宾；国宾抵离钓鱼台国宾馆，东门口两侧礼兵行持枪礼致敬；国宾到达人民大会堂欢迎仪式现场时，安排3名号手吹奏迎宾曲。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席国际会议，是新世纪多边外交的亮点。在我国举行国际会议，迎来送往的具体事务，现在由我国政府代表和礼仪大使完成。

    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我国派出11位资深外交官担任礼仪大使。每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乘坐的专机抵达后，相应的礼仪大使和该国驻华大使登机迎接，而由国务院各部委部长担任的中国政府代表和先期抵达的中国驻该国大使也在机场迎接。迎接仪式在首都机场新专机楼举行：现场悬挂欢迎横幅、铺红地毯、挂两国国旗、奏两国国歌、检阅仪仗队。

    这些年来，礼仪大使们的出色表现，得到中外人士一致好评。

    （《百年潮》2014年第4期 马保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