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名的历史烙印

    原住民与移民共同缔造

    台湾的发展与当地原住民及大批移民而来的闽南人、广东客家人的奋斗密不可分。台湾原住民与移民抗争、融合、携手前行的历史，也能在台湾的地名中窥见。

    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旧称“噶玛兰”“蛤仔难”，这些名字都是来自宜兰平原上的原住民平埔族分支噶玛兰族的族名。清光绪元年，朝廷在此设县，县名即是在原来的“兰”字前，加了“宜”这个文雅的字，始称宜兰县。

    嘉义旧称“诸罗山”，这是出自于当地的平埔族分支洪雅族诸罗山社之译音。清乾隆五十一年，这里发生了林爽文之乱，淡水、彰化先后陷落，诸罗被困，但当地军民坚持对抗林爽文，乾隆皇帝获悉后赐名嘉义，以示嘉奖全城军民之义举。

    台南市有个新营，高雄市有个左营。新营地名来源于郑成功在此设镇屯田。因此前已经有人在盐水镇之旧营里屯垦并称之为“旧营”，故新垦之地就称为“新营”。高雄的左营区在明朝时曾实施屯田政策，有左营部队在此开垦，故称之为左营。

    殖民统治的烙印

    历史上，台湾曾先后被荷兰、西班牙、日本殖民者统治，在一些地名中，仍残存有那些时代的烙印。

    位于台湾最东边的岬角——三貂角，就是一个带有西班牙殖民烙印的地名。1626年，西班牙舰船抵达台湾东北角海域，准备攻占北台湾，遂将此地称为“Santiago”（圣地亚哥），后来台湾民众将“Santiago”转译为“三貂角”。

    台湾岛最北端的海岬——富贵角，也是一个源于欧洲语言的地名。富贵角原名“打宾”，相传为平埔族分支巴赛族语言。而今富贵角之名，源于荷兰人对该地的称呼“Hoek”（意为岬角），后人取其译音称为“富基角”，日治时期，来自闽南的移民又以音近之“富贵”二字取代，称为富贵角。

    日据时期，台湾居民大多居住于台北城内，西门外区域则是休憩场所。1922年，日本殖民当局正式以“西门町”命名这一区域，“町”字在日语中的意思是街道、社区。

    高雄市原名“打狗”，过去是台湾原住民平埔族的居住地。平埔族语称竹林为“takau”，闽南人将之音译为“打狗”。到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因日语之“高雄”发音为“taka-o”，近“打狗”之音，日本人就将“打狗”这一地名改为高雄。

    内地地名进台北

    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于当年11月17日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当地政府在两个月内把日据时期用以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过来。

    两年后，一位名叫郑定邦的上海建筑师受命前往台北，为这里的街道重新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覆盖在台北的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个一个标在了台北街道上，新的台北街名由此诞生。

    现在，打开台北的地图可以看到，在老台北的区域图里，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原中正路）为十字坐标，可以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区。

    左上区即西北方向的街道，以内地西北地区的城市为名，如敦煌路、酒泉街、兰州街、甘州街、哈密街等；左下区即内地的西南，康定路、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均在其中；右上区是内地的东北，有吉林路、辽宁街、长春路、四平街；右下区是内地的东南，杭州路、绍兴路、温州街、厦门街等赫然在目。北平路和天津街，坐落于台北地图的“华北”区域。

    还有一些街道以知名人物命名，如中山路、中正路、经国路等，另一些街道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命名，如忠孝路、忠义路、仁爱路、信义路、崇善路、崇义路等。还有一些街道名字，蕴含着民国时期的政治特色，如三民路、民权路、民生路、辛亥路等。

    （《环球》2014年第9期 李振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