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与沈从文的师徒恩怨

    沈从文与萧乾的亲密超出一般师徒关系，可是，萧乾早年赠送给我的作品，包括其与夫人文洁若写的萧乾传略却只字未提。

    经恩师发表的《蚕》成为名作

    1931年萧乾在北京辅仁大学与安澜合编《中国简报》，经国文课教师杨振声介绍，去采访沈从文。沈从文十分欣赏这位勤奋、进取的文学晚辈，从此成为文学至交。这期间，沈从文经常给萧乾写信，讨论文学问题，大都用“乾弟”这个亲昵的称谓。

    沈从文曾主动提出来，要萧乾提交短篇小说给他过目。在这番鼓励下，萧乾认真写了一篇叫《蚕》的短篇小说，寄给沈从文。三个月后，小说在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公报》副刊刊登了。萧乾发现，刊出的这篇文章经沈从文细心修改过，他把别字誊正了，把虚字去掉，这对萧乾是一个激励，也是鞭策。萧乾后来写道：“……但从那以后，我把别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对赘字养成难忍的反感。学着他那简练的榜样，我少用‘虚’字，少说无力的废话。自然我还不行，我仍得努力下去的。”

    后来，林徽音读了这篇小说并通过沈从文约见了萧乾。可见，《蚕》是萧乾的成名作。

    1935年7月，萧乾刚大学毕业，也是由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推荐进入《大公报》编文艺副刊的，其后兼任旅行记者。

    沈从文还为萧乾的短篇小说集《篱下集》亲自写了《题记》，其中有热情洋溢的话：“他(萧乾)的每篇文章，第一个读者几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沈从文与萧乾联名出版了文艺书信集《废邮存底》，无形中也提升了萧乾的文学地位。

    后来，萧乾因“八一三”《大公报》缩版遭遣散，往后生活费也是杨振声和沈从文给予补助的。

    凡此种种，都可说明沈从文对萧乾的恩重如山及无微不至的关怀，已超出一般师徒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一直维持到“文革”后期。

    可是，我在萧乾早年赠送给我的作品，包括萧乾与夫人文洁若写的相关萧乾传略，对沈从文这段恩情却只字未提，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交恶原因

    萧乾与沈从文之间的纠葛，外人讳莫如深，直到2001年12月萧乾发表《我与沈老关系的澄清——吾师沈从文》。此文写于1999年，萧乾当时已缠绵病榻，叮嘱其妻文洁若待他身后再发表。

    文章开首写道：“人家都说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其实我在文学道路上得到沈从文的指引提携，比汪曾祺要早。他是我的恩师之一。”

    萧乾在文章中总结出他与沈从文的交恶，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是在沈从文与丁玲闹翻后，丁玲在多个公开场合，毫不留情地抨击沈从文，但萧乾仍然与丁玲保持密切来往，没有划清界限。对此，萧乾的解释是，他与丁玲有密切的工作关系：“1983年6月，丁玲大姐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我是副组长。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谈工作，相处融洽。”

    其二的原因较为曲折和复杂——

    1957年，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萧乾认为文艺界将迎来开放的春天，发表了题为《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的文章。

    文章援引西方的名句为例：“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希望共产党人事部门对知识分子放下心来，健康地开展‘鸣’和‘放’的工作。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萧乾无疑成为被引出洞的“傻蛇”，很快被扣上“右派”的帽子。

    萧乾在发表文章同时，还曾鼓动沈从文“鸣放”，所幸沈从文没有为其所动。如果他像萧乾天真地写文章，最终肯定也会被打成“右派”。

    沈从文一生对政治都是十分淡泊的，他于1949年便主动要求进故宫博物馆当一名讲解员，专心研究古代服饰，可见他大隐隐于市的心态。然而，在中国那段政治禁忌如影随形的日子里，沈从文为了自保，难免也被迫说出违心的话、做出违心的事。

    据萧乾透露，沈从文1957年在文联大楼曾公开批判萧乾，他“竟把我(萧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兰编了八期的《中国简报》(这原是一份朴质地对外宣传中国新文学的英文刊物)，耸人听闻地说成是萧乾‘早在三十年代初就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

    欲和解孰料缘悭一面

    那是人性扭曲的年代，也许就沈从文而言，心中明白，萧乾与政治扣得很紧，注定倒霉。一场“反右”运动，已把知识分子整得死去活来，所以他不愿与萧乾走得太近，这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政治原因，也使沈萧这段宝贵的师生关系受到了严重污染。但据萧乾在同一篇文章透露，他与沈从文在晚年已和解。  

    萧乾写道：“1988年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告诉我，沈老师同意见我。由于李辉要出差，我们商定，他一回来就陪我去崇文门沈老师的寓所去拜访他。没想到，五月间沈从文老师这颗文坛巨星，突然陨落，就失去了机会。”

    (《羊城晚报》5.1 彦火)